一张鲜为人知的退职证
□宋仙兰/口述 马蕾/整理
时光飞逝，屈指算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五十五年了，他给母亲和我留下的惟一珍贵遗产就是这张由川东人民行政公署颁发的“退职人员证明书”。退职书第二行写道：“宋风山同志系阳信县人，现年三十二岁，一九四六年参加工作……”
说起他参加工作，颇有些传奇色彩。1945年冬闲，他和几个好友打牌，不想输了钱，于是便跑出去打工躲债，机缘巧合，认识了当时的阳信县商店区委书记朱正涛，老百姓都叫他朱指导员，在朱书记的指引下，父亲穿上了军装，参加了革命队伍。
1947年，组织上抽调父亲参加“南下干部工作团”，随军南下。当时只上过几天识字班的母亲，思想也很进步，匆匆收拾行装送夫远征，独自承担了养老育小的家庭重担。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走后不久，家中便受到了国民党还乡团的多次袭击，差一点家破人亡。那些还乡团的规模不大，危害却很大，老百姓称之为“闹特务”，专门暗杀绑架共产党员和军烈工属。有一次特务们来了，母亲抱上我跑到村外高粱地里藏了起来，尔后又踮着小脚东躲西藏，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路，逃到了惠民县大桑镇桑家村我姑姥姥家。由于天热加惊吓，我昏了过去，姑姥姥赶紧请医生救治，我才捡回了一条命。特务们没有抓到我们娘俩，就把我奶奶绑到了阳信县商店镇的西官庄村，扬言要用铡刀铡她。母亲到处托人求情，卖了六亩地、一头牛，以及家里所有的粮食，托惠民县何坊乡的牛某把奶奶赎了出来。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特务们后来都被人民政府正法了。
父亲的退职证第三行写道：“因身患肺病，不能继续工作……”父亲南下数年，一次也没回过家，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大战役，最后安排在四川。父亲生前曾跟我讲述那些战斗经历，可惜当时我年龄小，似懂非懂，大多忘记了，只模糊记得他说他们在四川的机关被国民党残匪包围了，他和他的战友们踹倒后墙，保护首长冲了出去，子弹在头上嗖嗖作响，衣服被打穿了两个洞，算是有惊无险。父亲回来时带回很多铜质的纪念章，这些小铜牌牌的正面是某某战役胜利纪念的字样，铜牌的背面是某某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刘伯承等人的名字，可惜这些宝贵的纪念章因频繁搬家而丢失了。那个年代太苦、太累，也太艰难，父亲三十二岁那年，正值青春年华，便不得不离开刚刚安定的工作岗位，返回家乡。
父亲的退职证上，“职务”一栏写的是“总务股长”，生产补助金为“贰仟零捌拾斤”，在当时指的可能是粮食。记得父亲用这笔钱买了弹花机、轧花机，组织了几个好友为乡亲们轧棉花，发展生产。可他退职并未退休，很快便被当时的乡指导员马长伦、乡长王子万任命为村支部书记，负责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终因劳累过度，病情恶化，于1958年二月初三去世，当时只有三十八虚岁。
退职证最后是山东人民行政公署的鲜红大印和主任阎红彦的名徽。
这张珍贵的退职证是母亲的精神支柱。大动荡的时代，她把证缝在棉袄里，年代久了，纸变黄了，折叠处也烂了，她又用牛皮纸补好。如今母亲已经九十二岁高龄，还时常拿出这张退职证，用苍老的手抚摸、展平，放在脸上亲一亲，眼里含着浑浊的泪花，是忆起了那战火纷飞、生离死别的年代，还是忆起了已故的亲人？
国家富强了，人民幸福了，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共和国而献出青春年华的先人们，老父亲地下有知，当含笑九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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