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主、小鬼和烟草 | 特稿
原创 金鹏Tunger 三尺Bmagazine
全球大流行正在重塑商业和社会。《洛杉矶时报》报道说，边境关闭和航班取消阻隔了全球移民工人流动，让韩国农场主和东南亚移民工人同时陷入绝境。我们翻译并向各位推荐这篇报道，理由有两点：这是2020年全球粮食问题的很好脚注，也是后工业化国家的农村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
农场主、小鬼和一万八千株烟草：
新冠疫情如何打乱韩国农业阵脚？
《洛杉矶时报》/ Los Angeles Times
2020年7月27日
撰稿：Victoria Kim
摄影：Marcus Yam
翻译：金鹏（thinkerdong）
Victoria Kim是《洛杉矶时报》驻韩国首尔的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美联社驻韩国和西非的记者/《金融时报》驻纽约的记者。
韩国，全罗北道——还不到早上九点钟，普罗麦斯·庞斯里考夫（Promdeth Phonsrikaew）先生在地里干活儿，汗水已经浸透他全身。
清晨，破晓的曙光刚剥去夜的黑纱，他就出现在山脚下的韩国小镇，开始采摘烟草。他躬下身子，用手摘着成熟的淡黄色烟叶，烟草杆子长得跟他一般高，一行一行整齐地排在斜坡上。现在，他到地里已经三个小时了。
不远处，朴钟范(Park Jong-ban)把成捆的烟叶装上一辆货车，这才迎来片刻的歇息时间。他点了一支烟，头顶上是一片多云的天空。他去年就戒烟了，但农场的经营压力很大，现在又抽上了。
韩国农场主朴钟范在抽烟
他们都在经历人生的第二篇章：五十二岁的庞斯里考夫曾是泰国陆军上尉，现在是移民，也是农场雇工；朴钟范呢，今年四十九岁，以前做生意，在城里生活了二十年，后来回到家乡，经营着这个农场。
这天，他们的人生出现了交集，此时正是韩国面临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调整之际：一个老龄化和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急需农业劳动力，而当地人又不愿干这些苦活儿累活儿，于是从亚洲其他地方来的移民工人补上了这个缺口。
不过，这种平衡非常脆弱。新冠肺炎演变成全球大流行以后，它也陷入了困境。为了防控疫情，各国封锁边境，结果阻隔了移民工人的流动。随着农作物迎来收割，降雨不断逼近，农场主和移民工人都被逼入绝境。朴钟范种了一万八千株烟草，需要十个收割工人，但他只找到五个，庞斯里考夫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是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候。他们沿着烟草垄体来回采摘，一块工作十二个小时。当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一起干活儿的人的名字，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故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重复，但他们可能永远不会再见。
除了普罗麦斯·庞斯里考夫和妻子，给朴钟范干活儿的还有三个泰国的移民工人。在泰国，这些人被称为“小鬼”（phi noi，非法劳工），他们用旅游或者其他签证入境，然后潜入韩国的农村和工厂，从事艰辛的工作。近些年，该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因为有人向他们承诺，韩国能挣到钱。
大流行开始前，他们几乎不被承认。除非偶尔有虐待和剥削移民工人的新闻报道，或者低出生率使韩国人口危机凸显，人们言不由衷地讨论移民问题时，才会注意到他们。
在韩国，一半的人生活在首尔及周边区域，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触及这样的现实：韩国劳动力构成中移民的比例越来越高。不过在一些农业地区可能会听到真相，很多农民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农活儿都是移民在干，既有合法移民，也有非法移民。现在韩国的农林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但二十年前至少是现在的两倍。
韩国烟草地里的泰国移民工人
最近一些年，韩国政府也在调整移民政策，但对解决农业劳动力短缺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他们似乎在响应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2020年7月，韩国提出一项积分制度，用以评估外国人的居留签证，它着重吸引那些“优秀人才”，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有着高收入，以及有着韩语能力的人。
不管在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还是亚洲的发达国家，采摘浆果、修剪芦笋或耕种农地等农事靠的是来自相对贫困国家的移民工人。新冠肺炎爆发以后，这种依赖关系才引起人们的重视，也让农场主和政府争先恐后采取权宜之计解决所需的劳动力。
今年，韩国农场主希望通过一个政府项目，召集到至少5000多名季节性移民工人。但到目前为止，受新冠肺炎疫情管控的限制，还没有移民工人达到韩国。
普罗麦斯·庞斯里考夫来韩国三年了，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想跟着数以千计的移民工人回家，但最后还是留下来了。为了在泰国做餐饮生意，他和妻子借了100万泰铢（约合3万美元），买了一辆福特游骑兵皮卡。三年前，为了偿还这笔债务，他们成了前往韩国的移民工人。三年过去了，他们还没有还清债务。
“这里的收入还不错，但工作时间很长，”庞斯里考夫通过翻译说，他和许多工人一样，几乎不会说任何韩语。“任何我能做的工作，我都会做。”
边境关闭，航班取消，再加上移民审查趋严，先前离开的工人现在无法返回，韩国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对庞斯里考夫等留下来的人来说，这给他们带来了福音。与去年相比，他们的日薪增加了20%到30%。
在潮湿又炎热的七月，庞斯里考夫每天劳动11.5个小时，午餐期间休息1小时，中途歇两次，每次15分钟，到了晚上就能拿到80多美元。掮客会拿到一笔提成，他为这些人找工作，并用一辆深色车窗的面包车把他们送到农场。
烟草地里休息
刚到韩国的时候，庞斯里考夫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工资比现在高。现在虽然工资不高，但在农田里干活儿很安静，工作也更愉快，他说。
这是朴钟范第一年种烟草，但他非常熟悉地里的气味、危险和节奏。
移民工人涌入之前，他父母就在乡下种了几十年烟草。种植烟草需要人力，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多地生孩子。他父母生了七个孩子，他排行第五，八岁就下地干活儿了。
当时，韩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多数人想通过努力学习，到外面工作，摆脱在农场的生活。朴钟范也不例外，他最远到达全罗北道往北大约100英里的天安市（Cheonan），在那儿成立了一家进口二手纺织设备的企业。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以低成本优势后来居上，一度相当繁荣的韩国纺织业走向终结。朴钟范关了公司，举家搬回乡下。
妻子在城市出生长大，大学学的是艺术专业。当他说服妻子搬到乡下时，发现那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农村人口在减少，年轻的劳动力也非常稀缺，但农民还在扩大种植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他上学的时候，博兴中学有800多学生，但现在只有34人。
“我从小就想，如果有一天离开这里，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说，“但城市里的情况很糟糕，没有任何工作机会。在农村，如果你愿意，一年365天都有工作。”
在乡下，朴钟范种了四英亩烟草。烟草成熟的时候，他向一位林农求助，希望找到收割工人，后者认识一些掮客。那天黎明刚过，几个工人就被带到他家的橙色屋顶牛舍，但他一个也不认识。
炎热的天气让人窒息，朴钟范和妻子、朋友，还有几个泰国工人，戴着手套和大手帕，一起采摘成熟的烟叶。他们偶尔会透过烟草的缝隙聊天，韩国人聊韩国人的，泰国人聊泰国人的，笑声此起彼伏，但彼此听不懂对方在笑什么。
朴钟范想着，让今年烟草的收成比黑莓好一点吧。不久前，当黑莓成熟的时候，他找不到工人，五分之一的黑莓果子烂到地里了。
今年，韩国各地的农民有着跟朴钟范相似的痛苦。朴钟范的村子往东北走200英里是永阳县，那里种植着大量的莴苣和辣椒，它们的命运至今悬而未决。
当地官员已经与越南的一个村庄达成协议，让380名移民工人来这里参加收割。他们在附近找了一个温泉，每个入境的移民工人要隔离14天，费用由韩国的政府和农场主承担。
按照协议，工人本应在今年七月地达到韩国。按照司法部的说法，这些工人的去留至今还是个问题，因为90天后他们回去时，没有返程航班。
农场主和移民工人的迫切需求，催生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旅程。今年4月到6月，韩国当局在西海岸发现三艘被冲毁的小型休闲船，这些船是山东半岛的人越过200多英里海域留下来的。韩国警方表示，这种非法移民方式以前没有出现过。
几天后，警方找到了这些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一些在南方采摘洋葱，另外一些人在东部种植纳帕卷心菜。
“他们基本上冒着生命危险来这儿，”韩国泰安海岸警卫队新闻发言人李承日(Lee Seong-il)说，一个人告诉他，自己是单亲父亲，还要赡养年迈的母亲，“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生存”。
其他地方政府也在尝试招聘因疫情失业的城市居民。但农场主抱怨说，这些人干活儿特别慢，还不好好干。“很多人没法忍受乡下的住房和虫子。”在韩国东部江原省种植黄瓜、南瓜和大米的李胜宰（Shin Seong-jae）说。
日头渐渐转暗，田里的空气也变凉了。朴钟范扛着成捆的烟叶，满脸通红，但工作远未完成。这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只采摘了六块地里的烟叶，还剩四块地没有摘。剩下的烟草，他和妻子第二天还要再来采摘。烟叶采摘下来以后，要挂起来晾晒，等它变黄和干枯，最后撕碎了塞进香烟。
一个礼拜以后，这里将迎来下一轮烟叶采摘。到时候，朴钟范还得跟绝望地寻找零时工的农场主竞争，找到另外一批工人给他干活儿。
晚上六点钟，深色车窗的面包车来了，它等着运走这些移民工人。他们脱下手套、帽子和头巾，擦去汗珠，彼此握手、拍拍肩膀和点点头，用这些手语替代语言，表达对一天工作的感谢。然后，小鬼们挤进面包车，很快消失在地平线上。原标题：《农场主、小鬼和烟草 |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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