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山里摸爬滚打
渡口大桥通车典礼。（资料图片）满山遍野的火箭草，一沾上身就往肉里钻，又痛又痒；我们吃的都是从外地拉进来的海带、盐菜等，很难吃到一顿新鲜蔬菜……
□刘运万/口述 阿鹏/整理
个人资料
刘运万，男，汉族，中共党员，籍贯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生于1936年1月，1958年10月参加工作，1996年1月退休，现居攀枝花市东区巴斯箐。
（一）
我是1958年10月在我们老家达县专区汽车运输公司参加的工作，后调入巴中汽车三队从事汽车保修工作。
1964年12月的一天，单位组织上找我谈话，说：“你人年轻，有文化，工作经验又丰富，组织上决定调你到攀枝花去支援三线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最关心的地方，如果攀枝花建设不好，老人家说，他就睡不好觉。那里有广阔的人生舞台，年轻人就应该到那里去锻炼锻炼，调你到那里去，你没意见吧？”我坚定地说：“组织上信任我，我没意见，绝对服从组织分配。”
就这样，我从巴中汽车三队调离进攀，从此，与三线建设和这里的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4年12月底，我从成都省运输公司带了15台解放牌汽车和30余个人一路颠簸、星夜兼程向攀枝花进发，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从平地沿一条土路到达驻地——仁和招待所。当时，仁和驻有九指挥部（原交通运输部）和二号信箱（冶金部）六号信箱（煤炭部）等几大指挥部。九指挥部接管了我们，我分在了汽车运输公司一队任组织干事。
（二）
来到此地我才发现，这里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得多——天气炎热干燥，我们嘴唇干裂起壳、流鼻血成了家常便饭；满山遍野的火箭草，一沾上身就往肉里钻，又痛又痒；我们吃的都是从外地拉进来的海带、盐菜、大头菜、花生米等，很难吃到一顿新鲜蔬菜；每周打次牙祭，最难忘的就是自来水没通前，我们就只有舀水沟、水塘的水来烧开水喝，那开水味儿始终都有个牛尿味，又难闻、又难喝，现在回想起来都忍不住要反胃……
有顺口溜：“白天杠杠压，晚上压杠杠；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风沙过后沙满锅。”尽管条件这样艰苦，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我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什么苦都吃过，眼前这点苦已不算啥了。我兄弟姊妹五个，父亲在30多岁被抓壮丁就一去不复返，当年我才3岁多，30多岁的母亲一直未改嫁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姊妹拉扯大。可想而知，在旧社会，一个妇道人家要养活一家人那是要承受多么大的磨难和艰辛哟，我记得家里没吃的就吃粗康，硬咽下去后马上就带血反出来……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我哥参军当了兵，我也在我们县上参加了工作。比起旧社会来说，眼前这点苦那简直是好了百倍、千倍了。
我们到驻地后，九指挥部就给我们安排了任务。一是搭帐篷，割茅草盖房。当时提的口号是：“先来的要为后来的解决住处。”二是在今看守所一带拉电杆和安装电杆，提的口号是：“确保三通，即水通、电通、路通。”这一切都是为后续大部队进来打下基础。当时条件有限，基本上靠人工肩扛背驮。我那时人年轻，也不知道疲倦，成天就在大山里摸爬滚打，手也磨破了，肩也抬肿了，我们也没人叫一声苦、喊一声累。
（三）
经过各条战线协调作战，1965年5月，攀枝花市开通了从仁和到渡口桥毛坯路第一条“1路公交线路”，票价5角，后来又降成1角，每天坐车的人相当多。1966年～1967年先后又开通了渡口桥到河门口的“2路公交线路”和渡口桥到瓜子坪“3路公交线路”。当时渡口大桥还没建起来，过江只能走吊桥。至此，以大渡口为中心，攀枝花交通打通了东、西、仁和方向三条交通大动脉。1970年渡口桥建成通车后，攀钢厂址弄弄坪上所需建筑材料、设备等就源源不断地从这三条交通运输线上运进。
当年，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三线建设大军在这里举行大会战，立下誓言：“不想爹，不想妈；不出铁，不回家。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正是在这铮铮誓言下，确保了1970年7月1日出铁以及成昆铁路通车。毛主席他老人家终于能睡好觉了。
1967年后，我们汽车运输部门才基本上干本行，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到白马河林场和大河林场等地去拉木材回来到木材加工厂，为单位修房和工程上用提供充足的木材。1970年以后，我们单位人马陆续住进了干打垒房子，比刚来时住席棚子要好多了，生产、生活基本上步入正轨。
1983年我调进市公交公司，任长途汽车站党总支副书记职务，直到1992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干保卫工作，1996年1月退休。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都50多年了。50多年来，我与这里的大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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