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富春山居图》各执一半，在60多年后都能“破镜重圆”，那么毛公鼎也不例外，有望回到它的出生出土地，让它再次凝聚起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愫。 忘不了的毛公鼎 韩

文明中国，文物荟萃。但在我的心目中，再没有什么比一件珍宝更让人感到亲切而又勾人神魂了，那就是出土于我们家乡的毛公鼎。

记得那是壬辰龙年初秋，我有幸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与考察，其中首选就是要观瞻台北故宫博物院。钟鼎彝铭——汉字源流展的三楼东侧，我终于看清楚了，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心愿就在眼前，我情不自禁地叫道：“大家来看，这就是我家乡出土的毛公鼎啊！”

话音刚落，大家蜂拥而来挤到了这个橱窗柜前，把贮放在玻璃窗中的毛公鼎围得密不透风。大家左瞧右看，你说他评，就像一批淘宝者来到了拍卖会的现场，唯恐竞拍不到这件宝物似的。而此刻毛公鼎淡定得就像一位跨越了世纪岁月风尘的老将士，在经历过风霜雪雨后仍宝刀不老，神态安详地接受着数以万次的不同肤色、不同口音、不同表情的人员的询问、交流与考究。此时此刻，我想对这件王鼎所表达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得了的。

同伴们都已经离去，我还在毛公鼎前细察毫厘，绕着它又转了三圈，只见那青黝黝的铜鼎，伸着两耳，三足鼎立，圆锅内壁上周代正宗的大篆，金文的瑰宝古文字清晰可见。令人遗憾和惭愧的是，这大多文字我还看不清，不认识，只是冒猜，在牵强附会中重温那段已经消逝的历史时光……

我太痴情这件珍贵文物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后持续了3个多小时，当我们重新坐回到旅游大巴车内后，这无疑又多了一个话题。有同伴问我：“韩先生，这毛公鼎咋能出土于你们的家乡？”有的还问：“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还有的问：“这毛公鼎是个啥东西？”

大家七嘴八舌的询问，让我不知从何说起。望着这即将从我眼前掠过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心潮起伏：这里贮放着的毛公鼎，虽然经过了海水冲洗，但传递给我的似乎还有周原泥土的意蕴。这并不是我自作多情，它确是故土难离、鼎盛年华的记录。

提起的话题不能再放下。我有幸出生于八百里秦川西端的周原古遗址保护区域内的腹地——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周朝时期为帝王将相的王都皇城，确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便成为驰名中外的“青铜器之乡”。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陕西周原遗址被列为国家文物考古大发掘项目，不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稀文物，就连乡亲们家中的青铜器，全被廉价收归到了周原文馆所（也就是今天周原遗址博物馆），我也曾屡次观瞻过，为青铜器而发狂。至于那王器毛公鼎，在岐山、扶风等县志与史料中都有记载，但看到的却是美术工作者手绘出来的画图。不知有多少次，在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内，看在眼里的毛公鼎只是一件仿制品，虽惟妙惟肖，可以以假乱真，但并不能让人过瘾，还有些不满足。这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弥补了我心灵上的这种缺憾。

大名鼎鼎的毛公鼎，不知有多少考古学家、书画家、诗人作家等终生在研究它、赞颂它、仿制它，各为所爱、所需而探究。在此方面，要首推生于斯、长于斯的陕西著名报人作家吕向阳，在践行新闻工作者“走转改”中，他并不停留在周原“一言九鼎”的史料与传说中，而是接地脉，“打深井”，双脚踩在周原大地上，用记者的眼光挖掘出了岐山周文化的精粹，著书立说，让历尽风雨沧桑的“鼎文化”唱出了新时代的歌。我望鼎生情，思绪万千……单说那一半是海水、一半沾染着我家乡泥土的毛公鼎，我还不免要解读这段历史，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

被誉为晚清“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其中大盂鼎收藏于北京，大克鼎收藏于上海，唯独毛公鼎越过海峡，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它与“翠玉白菜”“肉形石”并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宝鼎越过海峡，相隔半个多世纪，向世界讲述着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历史。

毛公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庄白村出土，是该县董家村农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取土挖出来的。鼎出土时相当完整，高0.538米，口径0.478米。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因鼎腹内铸有32行、499字关于“册命”毛公痦的铭文，铸造了这个宝鼎，让子子孙孙永远宝用，故名“毛公鼎”。这号称皇皇巨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的毛公鼎铭文，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随即委命毛公管理王朝事务，并加以告诫。最后，详记周王对毛公的各项赏赐……这是商亡周兴的缩影。

毛公鼎面世后，古董商人慕名而来，花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却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岐山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还有一些人曾巧见过此宝鼎离乡的情景，但是干着急没办法，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

几经转卖，一路风尘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得知后，花1000两银子购得，让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其后人将毛公鼎卖给了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谁知此人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后人因家道中落，又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方后人购买，端方后人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的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掠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天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再次典押给银行，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落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到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时，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默默无言地延续着自己跌宕起伏的命运。

说到底，毛公鼎确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要不，为何有这么多的人为它搭上性命索取它、抢购它、占有它、珍藏它……在台北期间，一尊毛公鼎，众里寻它千百度，让我望穿秋水。

当我离台之时，也是恋恋不舍，曾对台湾文化交流协会人员说：台湾与大陆，一幅《富春山居图》各执一半，在60多年后都能“破镜重圆”，那么毛公鼎也不例外，有望回到它的出生出土地，让那里的人民再看一看它的模样，好让与它相关联的大盂鼎、外叔鼎等宝器，匹配组合一起展出，彰显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鼎盛之魂！

一尊毛公鼎，何时归来兮？让它再次凝聚起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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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山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岐山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