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大量的闲置民资投资“无门”，急需“出口”；一边是民间资本投资下滑，投资比重不断降低，急于拓宽民营经济融资渠道，以促进民营经济的持续发展。那么，民资投资到底
本报记者 杨静 杜瑶 实习生 张琴
1 数亿民资投资“无门”
“想进个低费用公办服务好的城市养老院，太难了。”对于一个老年人口超2亿的国家，养老院“一床难求”并不是个别现象。
据统计，2013年底，陕西省60岁以上老年人约565万，占人口总数的15.01%，高于14.9%的全国水平。老年人口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递增，到2020年，陕西省老年人口将达690万。据测算，养老床位达到27.6万张，才能基本满足陕西省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然而，截至“十二五”期间，陕西省新增养老床位约12.6万张，老年人床位拥有率是30‰以上。如此巨大的需要鸿沟要填充，则意味着养老产业蕴藏商机，也是民间资本的好去处。
一位早些年来陕北经营煤炭生意的老板李想（化名）从去年开始就看准了办养老院这个事，年初又得知陕西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引导50亿元民资进入养老服务业，他更是兴致勃勃地跑到相关各部门咨询情况，跑了小半年时间，李想有些动摇了。
李想分析，办养老院这事情很难。首先是拿地难，太偏远不行，政府划拨的地不适合做养老院；其次是配套难，虽然有扶持政策，但是具体到落实那需要花太多的精力；最重要的是挣钱难，高投资周期长，虽然说是养老院“一床难求”，但是由于处于养老模式的培育期，目前很多民营的养老院入住率并不高。
“唉，这几年啥生意都不好做了。”李想无奈地说。
事实上，养老服务业的民资“入门难”只是民资卡壳的一个缩影。据统计，2015年，陕西全省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32415.24亿元，其中，大部分属于个人的货币积蓄。而这说明数亿民资“投不出去”急需打开一扇门。而另一边，从去年起，陕西省民间投资增长乏力，增速持续下滑、比重不断降低，降幅居全国第三位。其中，2016年上半年，陕西民资固定资产投资3508.2亿元，下降4%。
2 “卡壳”倒逼转型
“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首先，民间投资下滑是正常的，是回归理性的表现。其次，民间投资下滑也是追赶超越的‘蹲苗期\’，这是有必要的。必要性主要是从产业分化，从法治进程的成本，从企业家增强风险意识三方面来看。”陕西经济研究所所长张首魁认为。
2015年之前，随着整个经济快速发展，陕西民间投资迅速扩张。2006-2015年，陕西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8.4%，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45.7%。民营经济成为陕西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民间资本总体规模较小，投资方式和投资结构较为单一，绝大多数企业只限于小投资、小生产、小盈利，缺乏在全国、全省有影响、有地位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制约了民营经济投资发展后劲和转型升级。
“那个时期是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阶段。只要你涉足实业，基本上可以做到‘投什么赚什么\’，企业盲目投资，扩大生产规模，靠经销商营销，偷技术等招数发展起来，以至于在产品严重同质化基础上产能严重过剩。”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守国说。
近两年，随着整个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之后，经历“野蛮生长”的民间投资开始找不到方向，出现了民资急转直下、措手不及的状况。
事实上，依托陕西支柱产业和资源优势，陕西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制造业、房地产和传统服务业等领域。在新常态下，这些“优势项目”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过程中，企业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债务压力急剧上升，企业投资能力大幅削减，前些年“日进斗金”的企业也开始焦虑生存问题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批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企业都在“紧缩过冬”。其中，陕西一家水泥厂原来每天产能5000吨，如今年亏损3000万元。一些房地产企业也默默寻求新的投资路径。
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有企业自身发展的结构性和素质性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企业故步自封，不能平衡和融合瞬息万变的时代变化，及时调整大经营战略，转型升级过慢所致。然而真正面对转型，企业又往往陷入“无心转、无力转、无处转”的尴尬境地。
“百度、阿里、腾讯在信息技术的成功，就是民资进军新兴领域很好的例证。经济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时代的到来，民营企业面临着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不思进取、盲目扩张的民营企业会淘汰掉，而一批健康的民企在洗牌转型之后脱颖而出。”赵守国说。
3 民资“卡壳”的怪圈
转型之路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个老旧经营模式自我改良与革新的“系统工程”。
“经济新常态，都知道要转型或者转行，可是对企业来讲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新的行业风险有多大，政策支持够不够能不能落实，税费负担会不会加重，经营成本如果增加太多怎么办等等。”一位在能源产业摸爬滚打了二十年的企业老总抱怨。
而事实上，由于民企普遍观念陈旧，管理方式传统低效，品牌意识薄弱，产品技术含量不高且缺乏核心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较低，这些因素也极大制约了民企在新常态下的发展壮大。
对于民企老板来说，他们也渴望转型，也渴望企业创新，还渴望上新项目，但是他们有两个观念不愿意改。首先，他们从骨子里还是希望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优化，最多延伸到产业链，这样的改进能大幅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品质。其次，他们对新的市场和新产品会更多的考虑成本、周期等问题，对政府的支持没信心的前提下就不敢贸然投资。
据2015年末一份中小型工业企业调查报告分析，陕西多数企业认为转型升级是在本行业中向上游产业延伸、主业不变进入新行业等方式，但对于完全转换行业的做法，企业认同较少，他们认为转换行业的风险过大。在经历过转型升级的样本企业中，有52.1%在本行业中向上下游产业延伸，有42.7%的企业选择在主业的基础上开拓新的行业领域。只有5.2%完全退出原行业，进入新行业。
“这就是民间投资的怪圈，民资一直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打转，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是民企一直以来比较熟悉的行业，风险可控，投资回报率高，民间投资进入比较容易一些。”陕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部门官员坦言，三产中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在水利设施、铁路等行业，按理说是民间投资应该大有市场，但由于受各种体制的限制，包括投资成本和周期等问题，民间资本很难进入。再到目前一些新兴产业对技术高、成本大、周期长，不符合民资以往的投资观念，所以也少有涉足。
“目前，真正的投资机会更多在新兴产业。对于传统产业早转型升级早受益。并且，未来发展到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三产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赵守国认为。
此外，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加之受到国内市场、投资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陕西部分民间投资走出国门。2015年陕西省66个境外投资项目中，61个是民营企业。今年一季度，陕西省累计新设境外企业12家，均为民营企业。
4 “隐形门”就在眼前
即便民企老板想好了转型之路，但好机会入门却不易。虽然，国家和省上连年出台好政策，但不少民企却始终认为，好政策往往看得见、吃不着，被隐形门槛拦在门外。
融资难一直是民企发展中绕不开的难题。一位宝鸡的老板举了个例子，银行把申请贷款的企业分类对待，国有企业只要申请基本都没问题，民营企业就会麻烦很多甚至根本不理会，即使企业手里有抵押物，可获取贷款的额度也较低。如果找担保公司同时收取2%-3%的担保费，资金成本又会增大。因此，再好的项目没钱也只能搁置，再好的政策民企也享受不了。
政策虽好，但严文苛规太多，行政效率偏低，难以适应企业多样化发展需求。一些项目看似向民营企业敞开大门，但设置的资质条件、工程业绩、专业要求等过高，民间资本很难达到要求，“隐形门槛”把民企拦在门外。甚至在政府的招商公告中，也标明要“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这些都是“或明或暗对民资的歧视”。
从陕西的情况分析，这些主要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重大轻小、重公轻私、重内轻外”、设置隐性障碍和信息不对称等方面。
入园难一直是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按理说，办幼儿园对民资来说应该大有可为。可是，政策的门打不开，各种手续难，投资的钱又怕打水漂，办个幼儿园成了个提心吊胆的投资。
“我们也不想是黑幼儿园，但是申请了三年相关手续办不下来，之前听说的扶持和奖补政策是一样没有。你说有什么标准不合格，我们可以改进，但就一直拖着。”灞桥区一家“黑幼儿园”园长王女士说。
针对民企“明里暗里歧视多”的问题，陕西省河南商会秘书长王东省建议，建立民营企业评议政府部门机制，彻底清除个别部门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设置的各种隐性障碍，确保民营企业公平享受各项政策红利。同时，营造尊重、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破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偏见，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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