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蚌埠过去那些事”之六 禹会村遗址:解开禹会诸侯之地谜团
禹会村遗址出土的陶鬶。(资料图片)“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在我国,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美谈,至今仍广为传颂。大禹成功疏导河流洪灾后,万众归心,大会诸侯于涂山。可涂山究竟在哪里,大禹会诸侯于何地?由于过去一直以来没有出土文物佐证,人们只能从史书上的只言片语推测臆断,于是全国各地涌现出多个大禹会诸侯地址的版本。随着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的深入发掘,这一困扰着人们数千年的谜团终于解开——
多次发掘三大收获
禹会村遗址亦称禹墟,位于涂山南麓、淮河东岸的禹会区秦集镇禹会村前郢南侧,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淮河流域的唯一研究课题,被考古界专家誉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
自2006年首次试掘后,2007～2011年连续进行5次规模性发掘,总揭露面积7605平方米,陆续发现大型祭祀台、祭祀坑、简易式工棚等许多特殊的遗迹现象和大批文物。禹会村遗址的考古由表及里,不断深入,循序推进,对它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根据遗址分布特点和采集标本分析,遗址是淮河岸边的一处大型而单一的龙山文化遗址、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碳14测定距今约4100年,与传说中的大禹时代基本相符。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收获之一,全面揭露出1处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台基分别是用灰土、黄土、白土自下而上堆筑、铺垫而成,最后形成一个巨大的白土覆盖面。近100平方米的烧祭面和之上的沟槽及数块磨石、陶甗等遗迹、遗物和排列有序、整齐划一的35个柱洞,显现出当时的祭祀规模和复杂的内容。
收获之二,在距大型祭祀台基约100米的西南部,除发现埋藏有单件较完整陶器或磨石的小型灰坑外,还发现3种经过人工挖制并且埋藏有别的大型祭祀坑。祭祀坑的出土器物一部分器形规整,制工讲究,火候较高,为陶器中的高档品；另一部分则火候较低,制作粗糙,陶质酥松,属于专为祭祀烧制的祭器。不同类型的祭祀坑丰富了祭祀的内容和形式。
收获之三,是出土的器物呈现出中原地区、黄河下游、长江流域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如山东龙山文化代表“鬼脸形鼎足”,河南龙山文化代表“侧装三角形扁足鼎”,长江流域的“凹底罐及陶壶”等,展现了古代文明起源时期各地文明向地处淮河中游的蚌埠汇聚的现象。
禹会诸侯实物作证
在一个遗址出现这种现象只能说明,这些带有地域性特征的器物,就是不同地区的人们为在盟会期间所用而制作的。如,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大量形制、材质不同的陶杯、陶甗等陶器碎片,分别带有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同时期文化遗址的器物特征。第三次发掘出土的1尊白土陶鬶,高约30厘米,三足中空,整体匀称,颈部上粗下细,流尖上翘。在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时期,白陶比较罕见,而且这种陶土的产地最近距离也在禹墟100公里以外,由于禹墟尚未发现烧制陶器的窑址,这尊陶鬶很可能是从外地携来；出土的龙饰陶片,在龙山时期出土文物中相当罕见,特别是在淮河流域绝无仅有,该陶片与华夏族龙图腾有密切联系,为考证大禹事迹提供了一个有力物证。此外,2009年在祭祀沟发现的石头数量很多,五颜六色,尤以绿色偏多,经考古专家鉴别,此石产自河南,为典型的“独山玉”。根据远古时期“玉石就是石头”来判断,这些美丽的石头恰与《史记》所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不谋而合。
禹会村遗址的持续发掘,将很多传说证实成了信史。遗址中存在的人类堆筑铺垫的祭祀台基、人工挖制又掩埋器物的祭祀坑以及特殊造型的器物等迹象,蕴藏着极大的信息量。通过一系列考古资料和自然科学测试、论证,获得重大学术成果。种种迹象表明,该地点曾举行大型集会和祭祀活动,是一处以祭祀为主的大型礼仪性基址。这一现象为解读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提供了有力佐证,也是揭开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关键时期的谜底之一,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播布具有重要价值。通过考古发掘研究可知,禹会村遗址所处年代和文化特征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建立华夏国家文明的时期。根据它的年代和地域,构成了关键时期的关键遗址。因此,禹会村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不仅将“禹会诸侯”由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变为真实可信的历史事件,解决了涂山地望之争,更因其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复杂、特殊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代表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成为揭开淮河流域文明的一把钥匙,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区域性文明起源的一个关键性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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