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是一本厚重的书 □郭小平
不知咋地,人到中年开始怀旧,不管是否接受,那些怀旧的情愫像片片雪花,飞进院落,甚至钻入门缝,飘然而至。
最近,接二连三地接到了邀请,参加了同学聚会、战友聚会和发小聚会。最能唤起漫长记忆的当数这发小聚会了,它像一部倒放的年轮影片,一下子拉回记忆的原点,拉回那天真无邪和快乐天空。
我们打小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心地带的建筑大院,长辈们当年从事的工作转化为可书可述的历史硬件,那就是坐落在这座城市中许许多多的建筑遗存,那些固化在建筑物上的记忆,像一张张存储硬盘,诉说着长辈们的艰苦岁月,同样诉说着他们对我们的教诲与抚养。
尽管建筑遗存历经沧桑,涂层斑驳,裸露本色,但是一点不影响诉说的本来面目,倒是帮助发小们修正记忆的偏差。尽管有些事情发小们没有亲身经历,完全由长辈们口口相传,完全由爷爷奶奶讲述着他们的爷爷奶奶故事,尽管支离破碎,像打碎的青花瓷,但是深刻地承载着历史沧桑。
一、祖辈的迁徙
听长辈说,这座城市的郭姓集中在两个乡村,一是紧邻淮河北岸的郭家窝,二是紧邻龙子湖西岸的纪郭村,上溯到明宋年代,这两个郭姓同属一枝,是从中国的西北方向的地区迁徙过来的,我们的祖上便是这迁徙大军的一员。
爷爷郭殿君,奶奶田凤仙,好一对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名字。二老文化不高,但是为三个儿子起了三个透亮的名字。听长辈说,是舍去银两,请了个易经先生起的名。
大儿子郭广智,古人对“智”的理解比较宽泛,“智”不仅包含着智慧,还包含着守住本道,想必爷爷奶奶希望儿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二儿子郭广华,爷爷奶奶希望二儿子有点才华以应对世道贫瘠,在后来确实如此。
三儿子郭广义,爷爷奶奶希望三个儿子守住人世间天地道义。
在战火连天的旧社会和欣欣向荣的新社会,智、华、义三个儿子确实守诺了爷爷奶奶的希望。
二、我的父亲
三儿子郭广义就是我的父亲。从我记事那会儿起,身边的叔叔阿姨们统称“郭书记”,以至于学龄前的我,认为父亲的名字叫“郭书记”。
父亲不苟言笑,小时候的我都不敢正面看一看父亲。
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父亲有三个特点:
一是不围观看热闹。凡是马路上出现奇人怪事,我的小手被父亲牵得生疼。一边是小手要跟上父亲的快步,一边是回头看看围观的热闹。这种泰然处之的传统一直继承到后面的血脉里,社会上、网络上的是是非非从来不听不信。
二是父亲从不在家里谈论政事,更不要说谈论同事和上级的闲言碎语了。“文化大革命”那会儿,被造反派批斗成那个样子,父亲从不怀疑上级组织的决定。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向我们兄弟姐妹们道出了真情:“我怕你们与上级组织或造反派拼命,我知道你们都是血性儿女。”
三是“文革”以后,父亲突然喜欢上街买菜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对待菜农永远“三不”,一不问价格,二不看杆秤,三不挑三拣四。在我成家立业“买汰烧”的几十年里,一直不理解父亲的“三不”。想必父亲年幼时知道农民的不易。
在我军队转业的那年,父亲退休了。放下担子的父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天天笑哈哈的,似乎酒量超过了年轻时代,他培养的徒弟们天天邀请他老人家喝酒。
三、父亲的梦想
父亲对我说过,他少年时代有三个梦想:
武术梦。父亲一直认为,一个民族一定要有尚武精神,父亲跟着比他大的兄长们学习过武术。父亲以为,练武之人自立自强有担当,这也是受到他的大哥——我称为“大伯”的影响。大伯郭广智有一身好武艺,抗日战争那会,在蚌埠市二马路把日本浪人打败,一群围观的日本士兵丢了面子、恼羞成怒,端起“三八大盖”将大伯活活刺死。这便成为我们这个家庭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原谅那个岛国的国恨家仇,我的奶奶也因此哭瞎了眼睛。父亲一直关心孩子们的身体培养,关于李小龙的许许多多故事,最早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
戏曲梦。1956年父亲去北京参加“建设部劳动模范大会”,梅兰芳先生及班底慰问演出,父亲趁着戏中休场,专门到后场目睹了卸下妆的梅先生,在父亲看来,如此精湛的表演需要什么样的功底。1971年,父亲圆满地完成了坦桑尼亚援建项目,用积攒下来的外汇买回了“日本松下12波段晶体管收音机”,在以后的日子里《样板戏》便是萦绕在楼道里的主旋律。1978年,父亲第二次完成了马达加斯加援建项目,买回了日立收录放机,从香港绕道回国时,一并买回了许多新加坡歌星的汉语戏曲磁带。
建筑梦。父亲一生致力于盖大楼,从旧社会开始,他和他的“把兄弟”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盖更多的大楼,让穷人有住所,刮风下雨的时候不至于四处躲雨,起码有一个不漏雨水的窝。
在这三个梦中,只有第三个梦在新社会实现了。《蚌埠市人物志》记载了这位劳动模范出身的建筑干部。
2013年,85岁的父亲过世了。弥留之际,住在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病房里,他自言自语:“这个大楼是我们1955年盖的。”
昏昏迷迷之中,又说了些:“1969年我和黄三冬盖了万岁馆”,“1974年我和邱金玉打通了曹山,建了珍珠桥。”
父亲临走时,恰恰对少年的梦想和年轻时代的事件记住的铁结实,连年月日都不会有差错。
四、父亲的隐痛
在我心里,父亲是一位坚韧的男子汉。从来不向家庭诉说苦楚。在父亲晚年病重期间,倒是说出了他老人家唯一的一个遗憾。父亲感觉,在奶奶去世的前后,没有尽到儿子的孝道。
奶奶中等个方脸膛、双眼皮大眼睛、富态慈爱。奶奶早年守寡,战火无情地夺取了她的丈夫和一个儿子的生命,奶奶拉扯着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发展成一家九口三代同堂。爸爸没有上过学,靠着实干,成长为一个单位的局长和党委书记,我的父亲是奶奶的骄傲。父亲特别孝敬奶奶,每早上班都会和奶奶打声招呼,奶奶每次都应声道:“晌午,等你”,就是“午饭全家人等你回来一起吃”的意思。办公区到家属区的路,很直很敞快,一眼能望到头。快到晌午饭时,奶奶像钟表一样机械、准点,她站在家属楼的大门口,手搭凉棚望着办公区。晴天,奶奶也会牵着我的手,陪同她一起站立等待。
在我三岁那年的夏季,多雨多风,一场触及每个家庭和每个人灵魂深处的运动开始了。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叫嚣中,父亲受到了冲击。父亲上班时间坚持工作,下班时间还要接受“革命小将”的批斗。奶奶手搭凉棚的幸福等待,无奈地演变成了一种焦虑,奶奶的身体终于有一天支撑不住了。
从那以后,家中经常看到一些乡土味浓重的陌生面孔,直到有一天,这些陌生面孔的人抬来一个大大的黑颜色的木头盒子,摆放在我家最大的房间里。三岁的我,哪里知道这个东西竟是奶奶最后的归宿。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在刮风下雪很冷很冷的一天,一个大人抱着我,让我举着缠着白纸条的树枝,在旷野地里呆立很久很久,从那以后我奶奶就没有再牵过我的手。
“文革”中的父亲失去了自由,没有最后看一眼奶奶。
五、勤劳的母亲
母亲的灶台是我幼年的记忆,几乎占据了我幼年记忆的大半。母亲的灶台是我幼年对“家”的最初理解。我幼年时候的家,是三代同堂,加起来有九口人。每天操劳那么多的人吃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洗洗涮涮,母亲每天都在很晚时才能睡觉。况且那个年代物资短缺生活拮据,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的。尽管如此,母亲也会变着法把单一的米面做成品种繁多的主副食。
母亲做事井井有条,什么时候干什么她心里最有数,那么多的食材堆满了厨房,她就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胸有成竹。包子馒头蒸早了,年初一以后的几天会干裂的；蒸晚了又影响节前其它活计。母亲每年很规律地选择年二十九这一天蒸包子馒头,同样母亲说出她年年都要说的另一句顺口溜:“年二十九,越蒸越有”,是的,困难时期的母亲怀揣着生活的憧憬与梦想拉扯着我们慢慢长大。
六、豁达的母亲
母亲像所有年迈的老人一样,她们从战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年代走来,对于逆境的承受力是后人们难以理解的。加上文革浩劫、世态炎凉,母亲对人对事看得更开,更加豁达。
母亲善于聆听,轻易不表达偏激的意见。当儿孙们为着生活琐事争论不休的时候,她仍然淡然一笑。
当大家发现母亲一笑时,小孙子就会问:“奶奶,你认为呢?”
母亲便会慢声慢语地说:“当人要做称心聋”。话语刚落,满堂大笑。
所谓“称心聋”,称心的事听着,不称心的事装聋。
当满堂大笑结束时,母亲跟上一句:“这一点你们要学你爸爸,他领导几千人的大单位,哪有统一的意见呢?当个‘称心聋’是对不同意见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宽慰。”
时光荏苒,转眼百年。那位在淮河中嬉水的少年——我的父亲,从北岸迁徙到南岸,延续到四世同堂,这四世同堂的十几位儿孙们又迁徙到属于他的另外一座城市。对于岁月来说,先辈永远是“本土人”,后辈永远是“客家人”；对于城市来说,大家都是迁徙大军中的一员。周而复始,不知所止,一代一代重复着上辈们的生命劳作,遵循着爷爷奶奶口口相传的生命大道。
我真的不敢苟同“蚌埠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从钟离国到大禹治水,从垓下之战到曹操屯兵,在这方土地上,上演过多少次可歌可泣多少次金戈铁马的故事。人类自古以来,就是择陆而行,择水而涉,择山而攀,火车只是迁徙大军的一小股队伍。
迁徙本身就是生物之天地大道。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迁徙是一本书；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迁徙更是一本厚重的书。我们将在淮河两岸,这座新型的城市里续写属于我们的新页,后生们将会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品读?
作者单位:蚌埠市经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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