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乡村防疫看基层社会治理

蚌埠日报 2020-03-07 07:23 大字

陡沟村民自发向战“疫”一线人员捐赠防疫物资。童俊杰摄鼠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搅动江淮大地,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轨迹,也检验着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农村居民委员会,因为属群众自治组织,无论是抗击疫情、战胜贫困等攻坚工作,还是农村一般性日常工作,抑或是处理村民鸡毛蒜皮的小纠纷等等,每项工作的开展全都在群众监督之下,干得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

近日,记者通过与三位来自三县的驻村扶贫书记的交流采访,初步梳理出乡村在防疫抗疫中的可喜之处与无奈之举,以此检视基层社会治理的喜与忧。

基层党组织成“明灯”

照亮乡村抗疫路

大年三十,蒋泽瑞吃完午饭,丢下碗筷,便急匆匆地赶回他的驻村——怀远县龙亢镇韩庙村,因为那里有他放心不下的一群人:全镇从武汉及湖北其他地区返乡的有上百人,他们“花开各处”,韩庙村5户9名返乡人员及途经武汉的4户4人,到底对疫情有没有正确认识、能不能做到不串门不聚集。

从家里到驻村,他开车用了一个半小时。回村后,他迅速召集7名村两委干部和12名无职党员,分成5个疫情防控小组,挨家挨户摸排重点人群,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在抗疫战斗全面打响的正月初二,他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在全村每一个劝返点都安排有党员志愿者值守,守住本地出入口,严防本村和邻村村民随意进出韩庙村,筑牢乡村第一道防线。

位于固镇县的陡沟村,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同样呈现出“村级组织阵地稳,农村党员冲上前”的局面。

驻村第一书记童俊杰告诉记者,为战疫情保安全,陡沟村党总支于年初二组建了9名党员志愿者服务队,后扩大到21人。他们中有乡村干部、农村党员、退役军人、农村医生、扶贫工作队成员和大学生村官等。根据固镇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大家分为值守组、排查组、应急保障组、医疗消杀组,按照网格包保,将14个自然庄全部封闭,分别在陡沟村与省道101和县道011主要道路路口连接处设测温点2个,24小时值守并登记出入人员和测量体温。同时,由村党员干部带领的排查组和村医带领的消杀组,一前一后流水作业,逐户逐人排查返乡人员情况,发放居家防疫一封信、村民外出通行证,宣传生活卫生常识,开展消杀工作。

在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服务队共走访农户800余户,排查在外务工人员531人,其中武汉务工返回人员6人,湖北非武汉地区务工返回人员2人,其中1人是脱贫户,全部自行居家隔离。期间,根据淮安市防疫应急指挥部追踪,陡沟村有1人(无症状)在务工期间与淮安某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史,服务队随即将其送至县定点隔离点观察,其家庭成员11人全部居家隔离。

为保障居家隔离期间群众的生活,保障组帮其代购生活物资,医疗组每日上门消杀,值守组密切关注居家隔离人员的身心状况,14天隔离期满,隔离人员均无症状,发放解除隔离通知书并解除隔离。农村党员带头不串门拜年、不走亲访友,拒绝一切农村过年的人情往来习俗,为全村村民居家安全过一个宁静的春年起了个好头。党员干部干在实处、群众看在眼里,村民黄保银等8户农户主动暂停了儿女婚嫁等家庭喜事,理解支持并配合防疫工作,陡沟村无一个确诊或疑似病例。

乡村贤达做“先行官”

群众自治民心齐

基层社会治理既要靠上级的工作要求和纪律,在法治层面严格执行落实,也要靠乡村贤达人士的道德精神和劝诫,在德治层面辅以补充和提升。

在疫情防控的前期,陡沟村的志愿者服务队主要以农村党员、乡村干部、退役军人等组成。通过不断加大防控宣传,农村一些新乡贤、退休村干部、城市退休返乡居住的老人或家中有亲属在外从政从商的人群等,因其兼具阅历经验丰富、知识层次高、获取外界信息渠道广泛等条件,是先行体悟到疫情防控时艰并逐渐严格进行自我管理的一群人。

“这群人大多经历了普通人都会经历的心路历程后,然后自觉不自觉地融入到乡村治理中。”童俊杰分析认为,他们从最开始“感觉不会传到我们这里”的散漫,到外界感染人群上升对自身的刺激,再到通过视听等多渠道对医护、党员等更多逆行人的敬仰,然后综合各类信息对疫情防控做出自我认知和判断,进而产生不惧怕疫情的勇气和对榜样力量的感悟,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与维护家园安全的具体行动,“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也就筑成了农村疫情防控的思想堡垒。他们成为志愿者后的感召力,在抗疫关头也是极大的。”

据介绍,陡沟村先后有12个普通村民成为守护家园的志愿者,不断有热心村民自发为值守点捐赠防疫物资和食物,其中口罩300只、酒精20斤、84消毒液950升、方便面20箱,累计捐款11800元。

这样的局面,在五河县漴南村一样上演。这里的回村乡贤不仅自觉服从当地对返乡人员的各种监测和隔离防护的安排,有的在解除隔离后还主动严把入村关口,用自己返乡隔离的个案“现身说法”,劝返外地入村车辆和人员。

驻漴南村第一书记王远告诉记者,农村有“住户相邻、邻里守望”的人情社会传统,只要家族中有一个人站出来带头示范,整个家族成员就能很快统一思想和行动,齐心抗“疫”,“全村一盘棋”。

“认识论”与“方法论”

基层治理有槽点

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针穿”,再繁重、紧急、复杂的工作,都需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穿针引线”。抗疫期间,全市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面”要求,做到基层防控有力有效,体现出较好的乡村社会联防联控的组织力、领导力和自治力。

但是,回顾这段一月有余的全民抗疫历程,不少基层干部心情复杂,对其间暴露出的问题倍感无力。因为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无论是被管理对象还是基层“父母官”,“情绪都有难以自我消解的时候”。

比如微信上到处转发的各种堵村堵路小视频,铁面无私的有之——这是管理者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硬态度;暴力对抗的有之——这是被管理对象对封村封路的大情绪。再如各地爆出的对武汉返乡家庭堵门、封门的新闻,拍手叫好的有之——这是“事不关己”者幸灾乐祸的情绪;“口诛笔伐”的也有之——这是被管理对象对“只有硬度,没有温度”的粗暴管理的情绪。

那么,管理者的情绪又来自哪里呢?几千人口的村庄,总有那么几个人怎么说都不听劝的,“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这是村干部在任务面前不得不萌发的情绪;每天除了蹲守劝返点、机动巡查村民串门聚集情况,还要为村民开各种看病买药、进村出村的证明,村民一急,干部也急——这是村干部对持续作战又无后援有情绪。还有,在抗疫形势有所好转、村干部正动员村民防疫生产“两手抓”的时候,“上面”冷不丁下来个检查组、暗访组什么的,村干部内心又会积攒一些“欲说还休”的情绪。

扎根农村六年、带领村民一起扛住本次疫情大考的蒋泽瑞,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包括所驻韩庙村在内的农村社会治理提出自己的思考——建立疫情防控常态体系,让疫情像地震、火灾等突发公共事件一样有体系,平时也要有演练,这样,真到遭遇时才不会慌乱一团;完善干部管理体系,让关键时刻基层干部有担当,遇事有人定夺,支部也能动起来、把责任担起来、表率做起来。对于上级参与的乡村治理,无论是明察暗访还是督察指导,不能光有坐而论道的认识论,缺乏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应该“多些口罩,少些口号”。

市委党校副校长诸宗缘也结合这次疫情之下的乡村整体表现,提出“基层社会治理要转型”的思考。概括来说就是:织密筑牢基层网络,推动村民自治;坚持党建引领,实施乡村网格化管理;补齐基层治理法治化短板,遏制基层治理官僚化、形式化的问题。“通过政策引导和群众自治,就可以不断规范、修正、完善因重大事件导致的基层社会治理偏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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