鹅城印记：消失中的渡口□本报记者 陆照德 文/图

落日余晖下的石龙渡口。  

“瓜州渡口山如浪， 扬子桥头水似云。”该诗咏的是渡口。著名诗人席慕容曾在《渡口》诗中也满怀深情地写道：“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渡口，它如悠悠古曲，唱响到如今；逐渐消失的渡口，承载着人类历史的很多记忆。

百色以前只是个偏僻小城，得益于渡口，成长于码头，至今沿江一带还有许多码头的标识，这里曾是船舶停泊处，物流集散地，也是右江两岸原住居民互相来往的渡口处；多少傍江而居的姑娘小伙在渡口摆渡中眉目传情，对唱山歌，结成佳缘。对于右江两岸的居民来说，渡口也满载他们的生活与希望……

时间跨入新时代，天堑变通途，一座座大桥横江而过，竹洲大桥、百林大桥、东合大桥的竣工通车，再加上那毕大桥、拉域大桥，人们的出行变得便捷而顺畅了。而连通右江两岸成百上千年的渡口，也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现实价值，这些渡口，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逐渐变成城市与市民的一种记忆。

1、渡口曾经遍布右江两岸

作为以船渡方式衔接两岸的渡口，基于滨水居民自然需求而生，难以断言始于何时。百色城区一带渡口，从现存的码头遗迹及沿河村落分布，也可见其梗概。“渡口最繁忙的时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村民赶圩、外出，商人经商，工人上下班都乘坐渡船。”80岁的林光贵老先生回忆，以前百色市交通状况落后，右江两岸的村民来往都依靠渡船，城区众多渡口中，最繁忙的莫过于那毕渡口（今那毕大桥处）和二码头渡口。尤其是那毕渡口，在解放前至今，经历了手摇渡船、浮桥、机动铁船交替、变迁的过程。当时二码头还有做木船的民间作坊，半岛公园有专造铁皮船的造船厂。“改革开放前，木船多，基本都是手摇的；后来机动船、钢板船才慢慢多起来。”林老先生说，以前下大雨发洪水的时候，小渡船、浮桥都过不了，得乘坐大铁船才能通过。

右江区航务管理所的黄文革称，20世纪80年代，百色城区的河段（百法村至江凤河段）渡口林立，达10个之多，最繁忙的那毕渡口用船连接成软桥横过右江，有专门机构对之进行管理，如大码头、二码头渡口，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司渡，其它如匠架渡口（百色综合港）、林屋渡口（竹洲大桥处）、石龙渡口等也是相当繁忙。黄文革回忆：“20世纪80年代末，乘坐渡船每人每次5分~1角钱，国家征收相关费用，每个座位仅1角每月。”黄文革告诉记者。

据了解，1987年，刚成立的百色市运输管理所梳理百色城及郊外一带（罗村口至田阳二塘共110公里河段）共有渡口22个，渡船32只，其中木质船27只，后经整顿有11只木质船更新为钢制船；2003年右江区航务管理所（1997年从百色市运输管理所独立出来）再次梳理清点时，尚有18个渡口，随着路桥事业的迅猛发展，至今尽管登记在册的还有5个渡口，但正常运营的只有百法渡口和石龙渡口。

2、最后的两个渡口

“上到阳圩，下到田阳，渡口就只有最后两个了。”在石龙渡口（糖厂到大湾村）摆渡的黄高业掰着指头数了数然后对记者说，他所指的两个渡口就是石龙渡口和百法渡口（东笋煤矿一带）。现在黄高业受聘于龙旺大桥施工队，石龙渡口的摆渡人实际上就只有黄志立和梁新民两人。

在竹洲大桥通车以前，附近还有一个林屋渡口，桥通后，林屋渡口撤了，大湾村的村民多走竹洲大桥，过石龙渡口的人也少了。在此摆渡近十年的黄志立称，近来他每天只渡30~60人次，每人每次收1元钱。7月11日下午，记者造访时，梁新民把船搁在岸边，忙别的事去了；50岁的黄志立也在船上逗着外孙玩，几个象棋迷坐在他的船上下棋。这样的日子，黄志立已经习惯，只有对岸有人喊“船家、过来接一下！”他才会把船摆过去。

相比于石龙渡口的冷清，百法渡口则热闹许多，每天早上6点，矿工们要渡江去东怀矿区上班，百法村和移民新村村民也要过江卖菜或外出，渡口唯一的摆渡者农汉飞，每天上午6点就开始忙，一直到10点才慢慢闲下来。“大家都排队等我，忙得很，上午送完一拨，2点又开始接一拨，开学后还得接学生。”43岁的农汉飞语速很快，精神极好，“每天收入两三百元很正常”。为了方便，农汉飞还在河边建了个小房子居住。

3、四姑、十一姐、曾八哥

“手摇渡船过渡只要5分钱。”大湾村村民黄学当回忆道，现年66岁的黄学当还记得，解放初在石龙渡口摆渡的是石龙村拉拉队的四姑，糖厂建设好后，下游数百米的坡豆（屯）因有路方便行走，摆渡的十一姐在此崛起，再后来，大湾村通过石龙渡口往糖厂的备战道修建起来，石龙渡口又重新活跃，那时的四姑、十一姐已年老，取而代之的是坡豆的曾八哥，曾八哥不仅横渡还斜渡（石龙与坡豆）。

“当时江边有一片竹林，穿过竹林到江边，招个手或喊一声，摆渡人就摇着渡船过来。”黄学当20世纪60年代高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渡船装载着他成长的很多记忆，渡江、赶圩、婚嫁来往都离不开渡船，大湾、江凤、福禄等村的村民都要经过石龙渡口。

从对摆渡人以“姑、姐、哥”的称呼中可以看出，村民们对渡口的依赖而生出对摆渡人的由衷敬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机动渡船出现后，年老体衰的曾八哥“退役”回家，在石龙渡口上出现以机动船摆渡的梁师傅、黄师傅，再后来才到现在的黄高业、黄志立、梁新民三人，直到如今。

4、曾经用渡船接新娘

7月11日下午，在大湾村中一棵大榕树下，10来个老人在树下纳凉，一位清瘦的老者端坐其中，老者叫黄学荣，解放之际参军，回来后任大湾村村支书20多年，对于渡船，他最深刻的记忆是当年他还在海南岛当兵（1955年）回家结婚时的情景，黄老讨的媳妇是江对岸坡豆村的杨氏。按照当地习俗，男女双方要同时请酒两日，接新娘那天，新郎带领几个本家的年轻人喜气洋洋坐船过江，一番礼仪之后，接走新娘及送亲队伍数十人，热热闹闹扭着秧歌到江边，放过红鞭炮，起航渡江。“（那时）渡船只能装10人左右，得一拨一拨人地分渡，那种场面现在无法再看到了。”黄学荣描述当年迎亲的情景，那是他难以忘怀的记忆，承载着他年轻的爱情和欢欣。当日，黄学荣的爱人杨婆婆也坐在旁边，聊到她的过去，老人似乎还有些羞涩，提着凳子挪到了边上的位置坐。

“船老大”黄高业1970年结婚，妻子是田阳人，当时，他们踩着自行车去接新娘，到了石龙渡口，就开着生产队的大船去接，热烈、欢庆的场面，让他至今难忘怀，“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也是一辈子最值得回忆的事情。”黄高业说。

5、坚守为生活也为众生

逐渐消失的渡口，模糊成历史长河中远去的背影。而在渡口上坚守的摆渡人，在这交叉路口，心情也较复杂。渡口，对于长期在此摆渡的专职摆渡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更是心灵的某种寄托。“我50岁了，在这里（石龙）摆渡十几年，舍不得离开渡船和渡口，何况，还有许多人要渡江，需要我。” 黄志立说，他习惯了每天早上起来，就慢悠悠来到渡口，坐在渡船上等着要过渡的人。

另一个摆渡人黄高业也如此，这位乐观的“船老大”，放弃了子女餐馆里的闲活，选择了继续留在船上。他说：“我不习惯那种生活，太闷。

百法渡口，43岁的摆渡人农汉飞生意很好，但他并未因此而摆架子，黑脸色，而是极为敬业的人，只要一个电话，一声隔江呼喊，他就会急匆匆从江边小屋出来，跑上渡船摆渡过客，“这么多年来，就我一只船在这里，学生上学，村民卖菜、外出都要渡江；矿工们上工也需要我（摆渡）。”农汉飞说，他1990年从年老的父亲手中接过渡船，他就没打算离开过，“等大家不需要过渡了再说”。

7月11日傍晚，记者离开石龙渡口时，夕阳的余晖洒落江面，黄志立带着外孙戏水江边，船上三个村民正在下象棋，操着沙哑的嗓音唱山歌，歌声在空中越荡越远，正如渡口的所有故事与记忆，逐渐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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