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三同”的日子 □陆克剑

右江日报 2018-06-22 10:05 大字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县委、县政府为了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促进党在农村开展多项任务的顺利完成，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干部下村开展工作，务必吃住在群众家里，并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即同吃、同住、同劳动，简称“三同”）。对我而言，那是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自1967年参加工作以后，我每年都有幸参加县里组织的以完成某一阶段中心工作任务为内容的如“春耕生产”“社会主义教育”“三分之一”等工作的工作队，深入农村生产第一线，与群众实行“三同”，每一期时间短则1个月，长则3~6个月不等，每一期收队回来，都有不同的收获和感动，但最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在北斗大队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

平孟公社（今称“平孟镇”）北斗大队（今称“北斗村”，解放前称“台垌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公社党委十分重视北斗大队的工作，时任公社党委书记张遐玲同志把北斗作为自己的联系点。1970年7月，我奉命到平孟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公社领导安排我到北斗大队工作，并一再吩咐：北斗是平孟公社“社会主义教育”“科学种田”“民兵建设”的样板点，到北斗后，要坚持中心工作与技术业务“两手抓”，争取做出成绩，积累更多经验，在全公社推广。

北斗大队部坐落于离北斗圩约1公里的一个山坡上，这里视野开阔辽远，60多户民房错落有致，大队部前面有一个相当于两个篮球场大的活动场，举目眺望，连绵起伏的山峦尽收眼底，村子后面一座不太高的山上长满绿油油的油茶树，那珍河从村前宛延而去，两岸的稻田正争相收穗扬花，晚风吹拂，一股稻花芬芳扑面而来。我走进大队部，一位40来岁的同志迎面走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满面笑容地说：“你是公社新来的陆同志吧？我是北斗大队党支书罗华英。”我从口袋里拿出公社党委办开出的介绍信，一面递给他一面说：“是的，让支书久等了。”他看了一眼介绍信后说：“知道你今天下午过来，我们大队经过商量，让你到北斗一队农先作家吃住。”他帮我拎着行李，一起往农先作家走去。

农先作家距大队部五六百米，到家后，罗支书特别交代农先作：“今晚陆同志来吃晚饭，等下煮饭时别忘了多加一把米啊。”

回到大队部，夕阳已西下。在大队部办公室里，我们俩面对而坐，罗支书拿出一本笔记本，翻开几页后端放于桌面上，他始终不看一眼，却如数家珍地把全大队的总人口、耕地面积、粮食总产量、当前生产和群众生活等情况娓娓道来，虽然我们初次见面，但丝毫看不出他有半点矜持，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肃然起敬。

农先作家共有7口人，农先作（我称“叔叔”）和老伴（我称“婶婶”）已经年过六十，生育三个女儿，因没有男孩，老人家给大女儿招门纳婿（女婿在某公社供销社工作）。大女儿已生育2个儿女，大的上了小学，小的还蹒跚学步。二女儿给胞叔家领去抱养，三女儿在南宁卫校读书。在生产队集体所有制年代，每年在夏粮和秋粮分配到户之前，先由生产队会计做出方案，把工分和粮食分别换算成人民币，然后按不同年龄段口粮标准计算到户，凡是工分款少于口粮款的户称为“超支户”，“超支户”“超支”的那部分粮食由生产队统一保管，等有钱补足后才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全部口粮。叔叔家人多劳动少，“超支”是预料之中，婶婶是一个会管家的人，有时在煮米粥时掺入一些木薯粉，吃起来有些黏腻，可那时年轻，饥不择食，再说，与那些有上顿没下顿的人相比，已经好多了。那些年，每天中餐和晚餐，都可以吃饱肚子，可早餐得视情况实行“按劳分配”了。记得每天早上，叔叔总是第一个起来，将昨天晚上吃剩的饭放到锅里加热，等我们起床后，叔叔便招呼我们吃早餐。每当端起饭碗之前，我都先看一看锅里是否还有饭，如果锅里的饭已经没有或所剩无几时，我总推让给叔叔和婶婶他们吃，但他们都说：“你还要出门做工、办事，不能饿着肚子啊，快吃吧。”记得那些年，有不少类似的平常小事，都让我十分感动。

在计划经济年代，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票”（肉票、布票、粮票等）。为了方便群众，北斗圩上设有粮站、食品站、供销分社等单位。在生活困难时期，“三同”更能体现干群之间的同甘共苦，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每逢过年过节，不少群众相继约我到他们家吃饭，一些生产队的队干就是在山上捕到一只野兽或是下河捞到几斤鱼都忘不了请我去共饮两杯，虽然那时生活十分艰苦，但我仿佛每天都沐浴在浓浓的亲情里。

我到北斗后不久，有一天早上，生产队长安排上午妇女拔秧，男士耙田。这可为难了，我不会耙田。一番思想斗争后，我硬着头皮去参加拔秧。劳动中，有一个人说：“陆同志，你一个男的来跟我们做工，不觉得闷吗？”我还来不及回话，另一个说：“陆同志，你那么年轻，还没有对象吧？我们给你介绍一个怎么样？”一时间，我成了大家聚焦的“访谈对象”，你一言，我一语，逗得我面红耳赤，真想马上离开这个“女人世界”，可又找不到合适的理由。第二天，我决定参加耙田，牵着农先作的一头黄牛跟着大伙走。到田块后，我先跟大家打“招呼”：“我没耙过田，希望大家赐教。”我们7个人一组耙一块田，当耙到转弯处时，旁边一位大叔提醒我：“要把耙具提高一点，将残余的稻根和泥浆抖一抖，这样转弯才不会太费劲。”耙过几道之后，一位大伯又告诉我：“耙田要注意田里泥巴的软硬程度来把握耙具向下用力的轻重度，这样才能把田耙得既溶烂又平整。”经过几次“跟班”，在大家的帮助下，我终于掌握了要领。

在北斗，夏季是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既要收割成熟的早稻，又要及时翻犁翻耙，以抢在“立秋”前把晚稻全插上。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任务，县、公社每年都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突击性的任务来抓，称“三夏”（即夏收、夏种、夏粮入库）大会战。7月的北斗，酷热难耐，火球似的太阳无情地烘烤着大地，我们踩着发烫的田水插秧，挥舞着大把大把的稻穗脱粒。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几乎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人筋疲力尽。

北斗大队的领导班子是个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领导班子。那个年代，大队一部电话机成为上下级联系的唯一通讯工具，为了确保政令畅通，大队干部必须轮流到大队部昼夜值班，用餐得自己从家里带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时候，个别同志因有特殊情况不能如期到大队部值班，我就成了他们的“替补队员”。为了加强领导，大队干部实行分片包干，他们经常深入村屯，了解情况，及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那个年代，大队干部工资待遇很低，但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把对党、对人民的感情化作实际行动，风里来，雨里去，舍小家为大家，深受群众的爱戴。他们那种无私奉献和苦干、实干的精神让我终身难忘。

北斗是我成长的一块沃土，在那里，我入了党，被提拔为公社的领导干部；北斗，记录了我这颗普普通通的种子从发芽到茁壮成长的全过程。1976年冬，因有新的工作任务，我不得不告别朝夕相处长达6年的父老乡亲们。离别那天，我感慨万千，泪流满面，在与乡亲们挥手告别之后，我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向这片土地深深地鞠上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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