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李商隐

□新时报记者徐敏

李商隐是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有关李商隐的具体出生年份，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根据其个人诗文中的线索，学术界大致认为他出生于公元813年，即唐宪宗元和八年。这一年距离多数读者所熟悉的“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即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遇见琵琶女的时间还有两年。李商隐大致卒于公元858年，在这之后十几年，便暴发了撼动李唐王朝的王仙芝农民起义。

文人多喜欢将自己的家族和皇族攀上关系以提高政治身份和优越感，李商隐也不例外，事实上也有不少诗人确实是皇族的远房宗亲。李商隐在诗中数次提到“我本系王孙”，自称与唐朝的皇族同宗。清末民初学者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考证，李商隐确是皇族的远房宗室。但是，没有官方的属籍文件证明此事，因而可以认为这种宗亲关系已经相当遥远了。实际上，皇室这种宗亲非常之多，并且很多宗亲因年代久远而享受不到任何实际利益，李商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历史上出过数家“一门三进士”的读书之家，李商隐家族也在其中。李商隐的曾祖李叔恒，年十九，一举中进士第，与刘长卿、张楚金齐名。不过李叔恒早逝。李商隐经历过多次科考之后，于24岁那年考中进士。他的弟弟李曦叟，于唐大中元年中进士第二名，担任过幕宾佐吏这样的官职。李商隐的祖父和父亲也担任过不太高的官职，其父亲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隐出生的时候，李嗣任获嘉县令。

从李商隐的家族履历来看，李家虽然算不上是富裕的钟鸣鼎食之家，却也是衣食无忧、读书识礼的中产家族。李商隐是家中长子，可以想象他的出生应该给家族带来很大的欢乐。父亲给他取名“商隐”，应该是来自《史记》中“商山四皓”的典故，希望他像这四名隐居在世外的秦汉隐士般德才兼备，又不沽名钓誉。幼时的李商隐也不负众望，在读书氛围良好的诗书之家刻苦攻读，并且崭露出过人的天赋。他在青年时期撰写的散文《上崔华州书》中自述：“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如果不是父亲中年离世的那场变故，李商隐的人生很可能会走上较为顺畅的读书入仕之路。

李商隐的祖父、曾祖父均早逝，其父又是如此。他9岁那年，在浙江幕府做官的父亲去世，留下了纤弱的母亲和几个更加年幼的弟妹，“弱弟幼妹，未笄未冠。”按照惯例，必须将父亲的灵柩送回河南老家安葬，这就需要有人一路将灵柩从浙江护送回河南。而封建社会女子是不能抛头露面的，这个任务就落在了还不到10岁的长子李商隐身上。难以想象，还不到10岁的男孩是如何陪伴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带着父亲的灵柩一路颠簸到河南。成年之后，丁母忧期间在家给家族中人迁坟时，李商隐想起了这段少年时期的往事，写下了“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的句子。可以想见，当年的经历，对于9岁的男孩是何等的凄凉和无望。

3年之后，居丧期结束，李家也面临着拮据的经济状况，李商隐只能想办法赚钱养家。后来李商隐有一篇文章《祭裴氏姊文》，在堂姐去世后回忆幼时艰苦生活。文章中提到当时最紧迫的事情就是购买食物，于是自己“佣书贩舂”以养活家人。所谓佣书是指中国古代受人雇用以抄书为业。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读书全靠人工抄书。光靠抄书还不够，年幼的男孩还得去帮助人家舂米以获取钱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李商隐算是一名“童工”了。就是靠着这样的工作，李家的生活艰难维持。

繁重的工作之余，李商隐依然坚持读书。不幸中的幸运是，他的一名同族叔父给了他很大帮助。这位叔父的姓名后世没有流传，因其孤傲清高又极富才学，人称李处士。李处士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对李商隐悉心指点，无所保留。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在读书作文方面进步非常大。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欣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节度使的骈文大家令狐楚。

少年时期的孤贫生活对后来李商隐的性格和观念影响很大，这些均在他的诗文中有明显体现。李商隐一生鲜有欢悦的人生经历，幼年丧父，中年丧妻，仕途坎坷。“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据说写下这首愁苦哀婉的《暮秋独游曲江》之后不久，郁郁寡欢的李商隐便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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