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剿四川是是非非 湖广人填四川前前后后 （二）
第二章 “六万万有奇”另有解读
现在我来浅说一下纂修《明史》的几位总裁、总纂官具有什么样的资历和头衔。
王鸿绪（1645—1723），今上海市松江人，清康熙初年进士。康熙二十一年（1682）充任《明史》总裁，后被革职。三十三年复回明史馆，旋任工部尚书，继任户部尚书（当然懂算术）。三十八年罢官，把全稿带回家中加以删改，成《明史稿》三百十卷，以为己作，进呈清廷。是《明史》的底本。
万斯同（1638—1702），清史学家，浙江鄞县人，康熙十七年被荐博学鸿词，力辞不就。次年到北京，以布衣参加修撰《明史》，不署衔，不受俸，前后十九年，成《明史稿》。他熟悉汉以下制度沿革和明代史事，认为撰写史书必须“事信而言文”，著有《历代史表》《历代宰辅汇考》等。
《明史》总裁张廷玉（1672—1755），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进士，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为官五十年，著有《传经堂集》。
《明史》第二总裁朱轼，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
《明史》第三总裁蒋廷锡，原任经筵讲官、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理户部尚书事务。
《明史》首席纂修官孙佳淦（1683—1753），康熙年间进士，累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著有《诗经标注》。
（以上总裁、总纂官、首席纂修官资历均参见新版《辞海》）
这些总裁、纂修官多是进士、大学士，甚至太傅，都在著书立说，或教育龙子龙孙；有的还任户部尚书，掌管国家财政，综核国家金银、食货和户口，他们为何不懂算学？尤其是学者万斯同，熟悉明代史事，纂修《明史》坚持“事信而言文”，可以说是讲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史官，为何也犯“算数”的低级错误？
我粗略地数了一下，流传至今的官修《明史》计有监理、总裁、纂修、提调、缮写、校对、监造等人员共145人，都有学位，并无文盲，对“六万万有奇”这个数字为什么没人质疑和指正，都犯“算数”的低级错误？
我国历朝纂修国史、方志都是官方行为，是件极其严肃的政府工作，取材、记述当然带有政治色彩，难免隐恶扬善，留下时局烙印，有偏见。如《明史》把李自成、张献忠称为“流贼”，这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武装的惯用语，是蔑称，当然不对。但不能少见多怪。2008年，我在达州市军分区撰修《达州市军事志》，还发现某县送来的军事志稿中仍有“蒋匪军”“伪军长”等词语。至今还有人把国民政府叫“伪政府”，多处出现“伪乡长”、“伪军官”等用语（汪、伪政权除外）。
《明史》说张献忠屠川人“六万万有奇”这个天文数字，我以前也认为荒谬得难以理喻。其实是有根据的，不是痴人说梦，也不是瞎编臆造，更不是史家欺骗世人亵渎历史。
“六万万有奇”这个数字出于明末清初文人毛奇龄所撰写的《后鉴录》，《明史》采用了这个数字。
毛奇龄（1623—1716），浙江萧山人，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曾任翰林院检讨、《明史》纂修官等职，治经史和音韵学，著作很多，有几十种著作收入《四库全书》。他是明末清初战乱的经历者见证者。“六万万有奇”是不是今天六亿多这个概念？
我一介草民，把这个数据的来由和概念说不清楚。即使说了，也无人相信。只得引用学者郑光路先生所著的《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民族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249—251页的记述以正是非。
首先，我也来恭维郑先生一番。据《张献忠剿四川真相》出版提要介绍，他“长期以研究历史的学术态度进行文学写作……在省级、国家级学术刊物发表有影响的文史类文章六十余篇……海内外不少人士评论作者诸多成果填补了相关领域空白。多部著作被中国863计划图书馆及美国国家图书馆等国内外图书馆收藏”。
郑先生说：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这是一个重大历史之谜，也是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
正史《明史》卷三百零九《流贼·张献忠》中，有段关于张献忠屠杀自己部下和老百姓的概括性记载：
“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即斩草除根）……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其他如《小腆纪年》《寄园寄所寄》《蜀记》《续编绥寇纪略》《锦里新编》及各地方志等书，也大体沿用仅“草杀”时大西军就“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之说。
明末清初学者毛奇龄所撰《后鉴录》，也有段更为详细的概括性文字：“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然后挨户杀，名‘草杀’……岁丙戌元日（1646年2月16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
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参见肖一山《清代通史》上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于是，一些竭力想把张献忠塑造为“历史上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史学者，义愤填膺地批判：“一切反动阶级总是仇视、镇压、攻击和诬蔑农民革命”，“地主阶级造出了拙劣而荒唐的谣言！”
为张献忠辩诬的人，最振振有词的“铁证”是：“仅据其中所列四路数字相加，则张献忠在四川至少杀人六亿九千九百万！明万历六年四川人口只三百一十万，全国人口也才六千零六十九万，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竟杀出了近七亿人，真是弥天大谎，卑劣之尤!”
有学者还评论：“（说张献忠所杀）竟超过全国总人口的十倍以上。这种无耻的梦呓……这类狺狺狂吠……”
直到今天，许多人仍不承认张献忠曾屠杀四川人。辩护理由虽不少，但大都苍白无力。唯有这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成了批判“封建地主阶级诬蔑”张献忠最有力的“钢鞭论据”。
在当时就以严谨治学、被学者恭称为“西河先生”的毛奇龄，难道连明朝末年中国大致有多少人口都弄不清楚？明朝晚期有近一亿人或更多，他即使“卑劣之尤”要编造“弥天大谎”，也不会傻到犯“低级错误”，去说张献忠“丙戌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至五月”就杀了“近七亿人”。因为再糊涂的人，也不会相信张献忠五个月中就能杀光当时中国人口七倍的人数！
退一步讲，即使毛奇龄神经错乱或幼稚，有胆子“造出了拙劣而荒唐的谣言”，但直至1923年才成书的《清代通史》也说：“献忠性嗜杀……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难道从明末清初直至民国时的许多写书、编书的人，全都是“卑劣之尤”的坏蛋？或傻到全犯“低级错误”弄不清明朝人口数？这在明清档案史料中并不难弄清楚啊！
史籍中“共杀男女六万万”不是造谣。
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可以从古汉语知识和古代计数问题着手，以找到问题的症结。原来，为张献忠喊冤的人，可能没有弄清楚中国古代数学，是自己想当然地犯了“低级错误”。
以下先简略说说古代计数知识。
从甲骨文可以看出，商朝后我国的计数法已遵循十进制。对十、百、千、万等数，除用一、二、三、四等数目字表示倍数外，还用“合文”来书写（如“五千九百八十八万”）。
对中国古代数字，应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体认识，不能生硬地与西方传来的现代数学简单“接轨”。
比如史籍常说帝王乃“九五之尊”，如一定要理解为是活到45或95岁，或宫殿有九十五丈高等等，只能让人笑掉大牙。《周易》中“九五”在六十四卦中代表帝王之相；另外中国数字分阴阳，阳数中九最高，五居正中，象征帝王权威。
中国汉语中用“合文”计数，还有含混、不统一的最大毛病。从万至亿的数，在明朝以前就有四种不同的计数法：“（一）以十万为亿；（二）以百万为亿；（三）以千万为亿；（四）以万万为亿。”所以佛经中早说过“亿有三种，数法不同。若依十万为亿，计有万亿。若依万万为亿，只有十亿。”
著名史籍《太平御览》中有“论数”专文，也说：“十万谓之亿，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京，十京谓之垓。”
明清之际，随着西方历算知识的传入，基本与近代相同的阿拉伯数码字体也逐渐传人我国。但直到近几十年内，在实际运算中才基本取代了传统的算码和中国数字。
这个问题是研究张献忠杀人的关键问题，却至今还未见有人详细辨析。这里有必要再引用一段更有说服力、题目为《万万为亿》中的文字：
“关于亿的计数法还有好多种，给人们在运用中带来了许多不便。关于‘万万为亿’的计数法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才确定下来。当时我国人口已有四万万五千万，但是人们在读的时候，常常误读为四万五千万。为了纠正这一弊端，1944年11月28日，重庆《中央日报》对此作了规定：‘我国数位系十进位制，数字大者则以亿、兆、京、垓四字代之，而此四字之含义有二：（一）以十万为亿，十亿为兆，十兆为京，十京为垓。（二）以万万为亿，万亿为兆，万兆为京，万京为垓。今人事地晔，数字用途亦广，即如人口货币两端而论，如以十万为亿，即有单位太小，不足敷用之虞，宜以万万为亿……要据上述理由提请大会通过，请建议政府明令确定数位，以万万为亿。从此以后，万万为亿正式被我国所采用。”
（参见[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
参见[宋]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卷750。
参见《中国古代史常识30题》之十四《我国古代是怎样用数字记数的》，出自“考研论坛”网中《历史》栏目，也可见其他中国数学史专书。）·未完待续·
新闻推荐
近年来，桐城市通过实施规划引领、强化质量培训、开展集中整治等举措，助推塑料包装产业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2018年...
桐城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桐城市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