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与《惜抱轩尺牍》 卢坡

安庆晚报 2018-11-16 09:43 大字

桐城中学校内姚鼐手植银杏树 汪文涛摄关于书信这一体裁,姚鼐指出:“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姚鼐认为,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正是因为沟通交流的需要,“书”这种文体产生了。

最初“书”这种文体的产生多与军国大事相关。随着沟通交流范围的扩大,“书”这种文体开始“下移”,为一般文士所采用。

早期的“书”多是写在木板、竹简上的,故而又常被称作“尺牍”。或许是因为刻在木板、竹简上的书信因刊刻较为困难,一般都比较短小,在后世的传用中,短的书信被称为“尺牍”,长的书信则被称作“书”,以示区分。实际上,“尺牍”与“书”的区别,又不仅仅在于短长,尺牍较为随意、自由,多用于亲友弟子之间;书则正式、规范,常用于不太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中。虽然很多学者对于两者不做区分,但对于文体分类有着较强意识的姚鼐则区别对待之。

姚鼐尺牍为典型的学人尺牍,其中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更以其详细记载了姚鼐与子弟等的交往,为桐城派发展演变之考察,提供了一个真实而独特的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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