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中舒先生的新史学之路
编者按
10月20日至21日，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近200名专家学者从国内外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博系统赶来，共同缅怀徐中舒先生的道德风范，研讨其名山事业，学习其治学精神。
徐中舒先生之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徐亮工应本报邀请，写下此文以致怀念。
人物名片
徐中舒
（1898—1991）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师从王国维、梁启超等著名学者。1928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任教授、研究员。1937年后，终身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执教。徐中舒早年以《耒耜考》一文知名，完成《殷周文化之蠡测》《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井田制度探源》《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源》《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等有关先秦历史的一系列论著；在文字学方面，所著《金文嘏辞释例》一书乃是治金文者的必读参考资料。他在晚年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是目前收录文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字典，主编的《甲骨文字典》则被认为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徐亮工
中国新史学若以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算起，已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曾有数位学者对已大致成形且迅速发展的新史学作了粗略的概括和品评，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关于新史学百年的论著更是层出不穷。然以学人为例，来探讨新史学进程的研究似不多见。本文拟从徐中舒先生学术思想源流及学习路径的梳理中，分析新史学的时代之潮与学人间的相互作用，以小观大，也许能与众多的宏观研究相辅相成，亦不失为一观察视野。
（一）
徐中舒先生出生于1898年10月，时值中国历史发展又一次面临艰难选择。他青少年求学之地是清代桐城派的大本营，其基本训练都与桐城文派相关。徐先生启蒙的学校为“育正高初两等小学堂”，但更多接受的应该还是传统教育。这从其后徐先生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亦可大概推知。1952年徐先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所写的《我的思想检查》中对这一段学习经历有一回忆：“一九一七年我在初级师范毕业，这时我所受的中等教育，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我在这里啃了些中国旧书，在这里我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很深。学校里学古文只是练习写作的，但我受了桐城派的启示，就不能以此为满足。桐城派要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我就要求从这三方面充实我自己。”
1920年，徐先生到桐城方守敦家坐馆教书。方家本来是桐城的世家，方守敦之父方柏堂精于宋学，对于桐城文派的诗文也有很深的造诣。徐先生在方家任教一年，对桐城的流派了解得更多了。然在时代风潮的激荡下，这个被新文化学人称之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旧传统，在年轻一代学人那里竟有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我因为学桐城派古文，就读了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诠》《群学肄言》这一类的书。因为严复是吴汝纶的弟子，他是用桐城家法来翻译文章的，因此，我就开始接受了些资产阶级的教育，社会进化论和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理论，从前所接受的封建教育，也就有些动摇了。”到了晚年，徐先生仍然强调桐城派对自己的影响，“桐城古文派以复古为革新，复古即‘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革新则主张‘惟陈言之务去’，一扫明清以来的四六骈体文和八股的陈词滥调，提倡做明白浅显的古文”。家乡的基础教育，为徐先生奠定了一生的学业基础。
1921年，徐先生经时任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的董嘉会介绍，到上海李国松家坐馆。上海作为当时得风气之先的城市，使徐先生接受了更多的时代新风潮。50年代初徐先生回忆在上海的经历时还特别提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彻底改革旧中国的思想弥漫全国。那时我在上海，上海出版的新书，我总是先睹为快。那时整理国故的呼声很高，古史的讨论很热烈，这都很合我的脾胃……一方面我开始研读清代汉学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所著的有关文字训诂的书，一方面我开始学习甲骨钟鼎，读罗振玉、王国维所著的甲骨书籍。传统的尊经观点，我是没有了……我把以前所受到的封建教育与资产阶级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为新汉学奠定了基础。”1925年初，徐先生经朱光潜先生介绍，利用坐馆之暇到刚创办的立达学园任教，并成为此后成立的“立达学会”最早的会员。徐先生学术研究的处女作《古诗十九首考》即发表于《立达》季刊创刊号上。在该文中，徐先生所受新史学影响已开始显露，如文中所言：“今论古诗得一通例：关于失名古诗之作者问题，前代尚为疑辞，后代即成定论。吾人试取古代历史事实而考其原起，知大部分皆由传说构成。”立达学园集聚了一批有志于开创中国新的教育事业的同仁，是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其中不少人都成为新史学阵营的生力军。上海的4年半坐馆生涯，对徐先生从接触新史学到加入新史学，最终走上毕生为之贡献的新学术之路，是至为关键的。
（二）
1925年9月，徐先生考入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为新史学两位领军人物王国维、梁启超的弟子。过去的研究大多认为徐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习中，受王国维影响至巨，尤其是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据法”“对他形成独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关系至大”。其实在这一年的学习中，徐先生同时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徐先生在研究院毕业时提交了两篇论文，《殷周民族考》由王国维指导，《蒲姑、徐奄、淮夷群舒考》指导教师则为梁启超，梁氏对该文的评语为“从音训及金文款识以贯串传注，精思独辟，有左右逢源之乐”。以文字证史，这本是王国维的强项，徐先生却转从梁启超指导，受梁氏学术思想的影响及学从众师的愿望不难发见。
另一位对徐先生一生学问影响至深的老师是时任研究院讲师、后来成为徐先生在史语所多年同事的李济先生。尽管在这一年里，李济因忙于西阴村的考古调查，在研究院的时间很少，指导范围为“中国人种考”，开课亦仅限于“民族学”，但对于受桐城文派“惟陈言之务去”影响至深，且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徐先生来说，李济讲授的近代考古学和人类学这样一些崭新的知识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这可用以下三事说明之：
其一，徐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中李济指导的两名学生之一。徐先生于研究院毕业时所提交的论文《殷周民族考》的最后一段，有如下语句：“今之治人种学者，以肤发之色，区别人种……疑黔首、苍头，皆谓其发之颜色。盖战国、秦、汉之间，尚有黔首、苍头之两种民族……此问题所关至巨，要非纸上材料所能论定，姑发其疑于此。”以人种学治中国古史，在徐先生的研究中仅此一见，字里行间，不难发现李济先生“人种学”知识的影响及作者应用新知识的迫切心情。1928年12月31日徐先生在给傅斯年的信中提及自己准备进行研究的课题，其中之一即为“西南民族的分化”。而在1937年4月写成的《跋苗族的洪水故事及伏羲女娲的传说》一文，在该文中，徐先生列论了与苗族洪水相类似的五个传说故事，并予以文化人类学的比较和解读。该文写作于抗战前夕，也就是说，徐先生对西南民族的关注不是入川后才开始的。此亦可证徐先生在史语所的9年中，西南民族历史始终是其研究领域，其中亦可见李济的影响。
其二，李济先生1926年1月14日在清华大学部演讲《考古学》，这是李先生回国后第一次就近代考古学所作的公开演讲。演讲内容在今天看来，都是近代考古学最基本的常识。徐先生应当听取了这次演讲，他在该年二三月撰写的《〈木兰歌再考〉补篇》“导言”中，便提出了“先将国学基础建筑于历史考古学之上不可”的要求。考虑到考古学是一门新知识，他不厌其详地解释道：“历史考古学之名称，所以别于史前考古学——即未有文字，历史以前之石器时代，原人时代……之考古学。”“自其动机言之，汉学家为昌明经学或阐扬名教而考据，考古学则为明了某时代、某事物而考古；自其方法言之，汉学家囿于儒家独尊之下，缺乏参考比较之资料，故不得不偏重主观，考古学本于历史进化的观念，广搜参考比较之资料，故得作客观的整理。”虽然强调这些差异表现了一种崭新的史学观，但这里的“考古学”，与李济先生演讲中所说的“掘古坟”的近代考古学大相径庭。仔细读完全文，其内容所及全为文学史领域，与近代考古学无涉，“考古学”即用其字面意义——考古之学。然而，提出“考古学”之名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界定，至少说明新学科新知识对徐先生学术思想的冲击。
其三，徐先生1927年发表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1926年6月完成时论文名原为《殷周民族考》，发表时改今名。就其特别增加“从古书中推测”之定语，似乎已觉还当运用非“古书”的材料，亦即考古学材料（含古文字学材料）。另外，在徐先生1930年3月29日致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陈钟凡先生的信函中，就暨南大学史学系欲重聘徐先生任教该校史学系、校方要求担任的课程有“考古学、古史学、古文字学、人种学、古语言学”诸门一事，虽徐先生有“各种门类太多，其中且有非中舒浅学所能胜任者”之语，但从校方所提到的“考古学”和“人种学”言，李济的影响已明显可见。同时，亦可见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学习对徐先生多年自学所得的史学积累起到了多么重要的升华作用。
1926年下半年，徐先生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再次回到上海受聘于立达学园。为了生计，徐先生还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课，后来又兼任了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工作。徐先生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所授课程为“中国文字学史”，据1928年印行的《国立暨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期刊（创刊号）·中国语文学系指导书（十七年度）》第284页上录有该课程纲要：“讲授殷周以来文字之流变，及两汉以来研究文字学者之方法及其中得失。”从“中国文字学史”课程纲要看，徐先生重视“文字之流变”，并总结历代学者之“方法及其中得失”，已完全脱出了经学小学的治学传统，在当年3月先生撰成的《评〈中国文字变迁考〉》一文中所说：“我们看近三十年文字学的进步，完全是由于新材料的发见。他们所得的结论，并不是凭悬想得来；都是用新材料做他们的实证。”而《中国文字变迁考》“这本小册子对于新材料，一概不提。他所得的结论，虽然同近代学者研究的结果相差不远，但是没有实证而得的结论，总不是科学的叙述”。徐先生在此文中一再强调的“新材料”“实证”和“科学的叙述”，用新材料、新方法、新眼光研究中国古史，已成为先生的一种自觉。而在为纪念王国维先生而撰写的“静安先生与古文字学”一文中，徐先生再次提到了新材料的重要，“自来新的学问，皆从新的材料得来”，这与三年后陈寅恪先生为《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可谓异曲同工。
（三）
也就是徐先生任教于暨南大学的同时，一个对于他一生学术有着重大影响的机会已经出现。
1928年暑期，刚刚在广州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来到上海，为新成立的研究所物色研究人员。因为有了上一年读到先生《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的良好印象，傅斯年找到了徐先生，相谈甚欢，傅斯年旋即向先生发出了加盟史语所的邀请，而徐先生亦毫不迟疑地接受了。
1929年3月，徐先生辞去了在上海几个学校的教职，赴北平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时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经营下，无论是在资料的搜集方面，还是研究经费的充足，都具备了国内最优越的研究条件，更重要的是各种人才济济一堂以进行“集众的工作”，傅斯年、陈寅恪、李济、赵元任、董作宾诸先生皆学有专长并视野开阔、眼光独到。
受聘于史语所的九年中，徐先生可谓如鱼得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史语所浓烈的学术氛围里，徐先生在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发表论文著述近30篇（种），其中18篇发表于史语所的《集刊》，另有4篇（种）发表于史语所的出版物上。从这些论著中所反映出的研究范围和方法看，应当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产物，《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一文中所言“史之良窳率以史料为准，史家不能无史料而为史”，完全就是傅斯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的翻版；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如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成为徐先生一生治学的主要方法；殷墟和城子崖的科学发掘，更使徐先生对考古学由兴趣进而登堂入室，运用考古学的最新资料研治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成为一种自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先生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一年学习播下的种子，在史语所这一肥沃的学术园地里已茁壮成材。史语所对徐先生学业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在这里，徐先生登上了自己学术生涯上的第一个高峰。
虽然史语所的9年研究，奠定了徐先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的学术地位，徐先生的学术思想、视野、方法及所关注的研究课题却并未以此为限，而是随着时代要求的不断变化而发展着。从史语所时期徐先生所发表的论文看，除了继续关注古代民族分布、迁徙及文化的研究外，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状况是又一个重点。在这个领域，除了学界经常提到的《耒耜考》《豳风说》外，还有如《古代狩猎图象考》《弋射与弩之渊源及关于此类名物之考释》《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等一批关注古代生产生活现象的论文问世，其后，还有《蜀锦》《结绳遗俗考》《论东亚大陆牛耕的起原》《古井杂谈》等一批相关论述的问世。
上世纪50年代后，徐先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根据自己对中国古代历史的认识，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著中关于古代东方农村公社的论述给予了高度重视，从50年代中期始，先生的论文中就出现对农村公社及家族公社的研究，在《巴蜀文化初论》和《巴蜀文化续论》中，徐先生更是将对古代社会基层组织结构的研究当成了研究古代社会的一把钥匙。到1978年，徐先生经过多年的思考，写出了《论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其副标题为“对中国古代村社共同体的初步研究”。文中，徐先生指出：“中国社会，是从村社共同体发展起来的。”这是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在文章的最后，徐先生强调：“村社共同体是人类在土旷人稀的年代里，自己走出来一条大路，合耦共耕，共同分配生产物，除了不可克服的自然灾害以外，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粗耕，同时，渔猎山伐（包括采集在内），是可以过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简单生活，在这里发展一种有秩序的自治团体，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什么乌托邦。”
中国的新史学从上一世纪初开始萌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史学迅速成为中国新学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百余年来几代学者的努力下，新史学的队伍和成果都已蔚为大观。在此时重寻老一代史学大师的学术源流及学术路径，对我们在把中国史学推向世界，并在世界史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努力中，应当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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