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与曾国藩、李鸿章

1、与曾国藩

吴汝纶进入曾国藩的视野是由于同乡方宗诚的推荐。方宗诚，字存之，桐城鲁谼人，太平天国运动刚结束之后，他应曾国藩邀约，赴两江总督府修撰《两江忠义录》。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吴汝纶到南京参加江南省乡试，得中第九名举人。过去有“行卷”的做法，即在考前把自己的文章呈给名宦方家展读，希望得到指点和宣扬。方宗诚把吴汝纶的文章荐于曾国藩看，曾说：这样的文章如果还选不上，那考官真是瞎了眼。次年的京城会试，吴以进士第八名登第，授用内阁中书。这是一个掌管内廷秘书工作的职位，如果一切顺利，可以在历练几年后外放地方州任政一方。但吴汝纶并未实际到任，因为曾国藩很快就将他请调外任两江总督府幕吏。曾国藩日记中有记载，说这个才26岁的新科进士古文、经文、时文都卓然不群，是个异材。一方面幕府需要精通文事的文案专吏，后来的曾氏奏疏大多经由吴汝纶草拟，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想造就他，尤其对出自桐城的青年才俊曾氏似乎格外垂青。

这其中有个故事，曾氏问他从于何师，吴说只受家父庭训。曾氏立刻请来他的父亲吴元甲作家庭教师，教授曾家公子。但时间并不长，吴元甲实在不习惯侯门生活，自请回家了。

曾氏常与门下弟子彻夜长谈，教以读经为文之法，有时到了口干舌燥、舌条僵硬的地步。曾国藩深受姚鼐文学理论的影响，服膺姚氏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他认为文章以“义理”为先，重考据、重辞章皆可，都能阐发经义，弘扬圣人之道，而明晓“义理”必须贯通经史，并出之以“经（国）济（民）”之用。曾国藩把文章之学作为修身、教化、平理天下的核心门径，是道统与文统的统一。在曾氏门下，吴汝纶受益颇多，是他学问思想最为精进的时期。吴曾经感慨“太折磨人了”，也自此服膺曾氏，诚心尊他为“业师”。对于曾门弟子，曾氏最看好的是张裕钊和吴汝纶。后来这两人都在仕途上无所成就，却在学术上独标一帜，是不是慧田勤耕，学问之树繁茂，已容不下其它的野草杂树了？主从之间相与甚密，作为曾府中当时最年青的幕僚，曾氏的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次单独与吴汝纶“久谈”的事，外出巡游、转战大多有吴相随，重大决议常咨取于他，有时二人纵马扬鞭，争捷斗胜，“其意气之盛，岂复有度量”。

曾国藩也是积极为吴汝纶谋求仕途出路的。在同治六年（1867）曾氏为吴汝纶保举了一个正六品的“内阁侍读”职衔。曾国藩奉旨剿捻，转任直隶总督时，把吴带在身边，又保举他一个直隶州同知候补的职衔，同知是知州的佐官，最终他被批授直隶州知州候补。不到五年的时间内，吴汝纶从一个从七品的内阁中书晋升至正五品，其官阶进步是神速的，这是他后来在李鸿章幕府下转任深州、冀州知州及天津代理知府的政治基础。

吴汝纶对于曾国藩有着诚挚的感恩、膜拜之情。在曾氏回任两江总督时，吴汝纶要求追随他调任江南，但被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留下，李说，既然已是直隶州候补，不便调往它处。出于对吴汝纶政治前途的关照，曾氏同意了。但吴依然陪送曾氏南下，并回乡探亲。同治十年（1871）春才奉父母、携亲眷北上候任，于该年六月得实授深州知州。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去世，吴汝纶深感悲痛，他认为曾国藩“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对于他的辞世，“上以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当初“贫不自存”的寒家子弟，“相君爱上，甄录在门，弘我道义，博我艺文，沾以微禄，使荣其亲”的恩德感戴在心，尤其曾国藩临终之前写给他的洋洋千字的书信，教以为政之道，告以“无废学为要”，吴每每读之，皆涕泪交加。他致信李鸿章，请求赴南京吊唁，没被允准，但仍然委托家人奉重仪致奠。

曾国藩的训育深刻影响了吴汝纶，在后来的为官、从教生涯中，都在践行着曾氏的思想和要求，直至清季之末，时势迭新，吴汝纶才走出一条自我求索的道路，但这背后依旧有曾氏经世济时的情怀的鼓动。在深、冀二州期间，他似乎不是一个主政一方的行政大吏，俨然一名教父，以兴教化民为施政首务，致使地方士民忘其吏使身份，而“推为大师”。因为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时说过，“燕赵慷慨悲歌”，“盖有豪侠之风”，其质“可与入圣人之道”，“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他意图通过倡导士人力学而加强社会教化，以此作为治政要方。其后主讲莲池书院，他招揽直隶诸州才俊之士，讲授经义，教以曾氏古文义法，于北地大开重学崇文之风。

2、与李鸿章

从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回任两江，吴汝纶留任直隶以来，他的仕途再无升迁。虽然有几次受人荐举加授荣誉职衔，都遭吴拒绝。天津道台吴毓兰说要保他一个知府的职衔（从四品），他当面推辞。吴毓兰说文案已报上去了，吴汝纶当即到直隶督府，找出相关文案，直接把自己的名字划去。吴汝纶在冀州劝赈期间，天津观察使胡云楣要为他申请嘉奖，吴反语相激：“君岂收我为门生耶？”其实吴汝纶当初对于仕途是有所寄望的，对于自己的行政才能也是颇为自信的。他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书信中说：“以吾自揣才力，视今之州县之有名者，未肯遽让，即视今督抚司道，吾亦无甚愧焉，而久于州县，则意颇不平，不平而不欲露，又不欲求人，则徒抑郁，终无能伸之日。”关于他的抑郁不伸，在其辞官主讲莲池后与李鸿章的一次交谈最能说明原因。李问他为何辞官，吴说“无仕宦才”，李回道：“才则有余，性刚不能与俗谐耳。”吴汝纶自认是个“三无”之人，“无上交之才，无左右游扬之人，无冒耻干求之术”，在朝中时有动议拟请提升新职时，吴并不到处走动谒见，次次都错失机遇，以致入官近二十年，“不进一阶，不加一秩”，时有拂衣江湖之想。所以对于前面所说的那些荣誉虚衔，吴是不屑领受的。这也影响了吴汝纶对待官场的态度，有了他后来与官场的断然割裂。及至主讲莲池时，一些官员和学人还要为他请加京衔，并告知这是师相李鸿章的意见。吴愤激地说：“如当道诸公嫌我官职下，不堪任此讲席，则我可即日辞去，又何必作此等转折？……若云宾主不相称，亦未闻主人延宾，必求与己敌贵之人。今师相贵极人臣，又安所得一贵极人臣者为之宾哉！”

有学者考辨，吴汝纶对于李鸿章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一方面在李氏手下为官，对于“大官无知我者”、“孤立无所恃”的吴汝纶来说，这是唯一的依托，始终保持着主使宾从的尊敬态度，称其为“师相”，对于李氏交托的事务，尽力不予违逆，“若有命召，亦必速往，决不置身事外”。另一方面又谨慎地保持距离，虽然李鸿章也很赞赏他的才学、识见，并声言“机要疏牍，必就咨视草于吴”，几次暗示他回任幕吏，都予婉言谢绝。而李鸿章也未有如曾氏那样专意荐举他。对于“专门做官”的李氏，吴汝纶似乎是找不到知己之感。他需要的是真正赏识自己、栽培自己的人，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书生意气终其一生不能消解。不过对李氏他还是报以尚师之情的。在李鸿章甲午挫败，时论汹汹，大受物议之时，吴汝纶却竭力为他辩难，甚至直隶布政使陈宝箴直斥他为李氏“孝子慈孙”，他也绝不畏缩。当然这并不表明他对李鸿章的一切政治活动都持赞成的态度，作为李氏近臣可能更了解他签约《马关条约》及后来《辛丑条约》的苦衷。他写诗为李鸿章张目：“少时敏手事澄清，老作中朝万里城。”又于莲池教务之余，精心选编李氏文稿，欲图立其言存世，以免遭后世所谤。在李鸿章去世之后，李氏子李经方重金请他南归，专修李氏全集，他慨然而从。只因后来被强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而罢之。其君子作派是令人敬佩的。

吴汝纶正是自李氏麾下辞官从教的。除前述因由，也和他面临的物质困境有很大的关系。吴既不善钻营，又无营生之术，不贪不墨，一年80两的俸银和80斛的俸米加上养廉银，对于举家迁居北地的他来说是不够支供的。不只是日常生活，还有官场应酬、人情往还、聘纳属吏、雇佣杂役等，常“得人周济”，至从冀州辞官时，欠债也“未能清结”。在深州任上，父亲去世，吴汝纶无资力归葬，情不得已向李鸿章开口要钱。他哀叹：“三年薄宦，不名一钱，老母就衰，无以为养，势之无可如何！”在父母亲去世守孝期内仍不得不出任衙职，为求升斗之禄。而莲池书院山长薪资有一年1600余银两，加以其三弟吴汝绳出任山东汶上县令，家族之中官不乏人，吴汝纶迫切希望解缚自放，故斗胆自荐莲池主讲。从此龙归渊海，全心全力开启了他心心念之的学术、教育活动，也以此铸就了他人生终章的辉煌。总的来说，吴汝纶在李幕的命运是蹇涩难堪的，不似曾幕之下的快马加鞭，春风得意。但他断然的转型终使他回归本真，重新接续起人生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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