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中国近代教育探路者
吴汝伦（资料图片）辞官从教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南乡(今枞阳县会宫)人，晚清古文家、教育家。晚年受聘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新学，并创立安徽省第一所新式学堂——桐城中学堂。作为晚清教育家，吴汝纶最为重要的教育生涯是执掌保定莲池书院的十余年间。
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吴汝纶到天津拜谒李鸿章。莲池书院院长张裕钊因转任武昌江汉书院向李辞行。此时谁来继任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李本想扶持自己新招的小女婿张佩纶，无奈张专用自恃，颇受反对。李鸿章问堂下众僚：“谁可继任张院长？”吴汝纶应道：“如我何如？”李鸿章瞿然而视：“安所得师如君者？”吴汝纶回到寓所立刻写就辞去冀州知州的文牍，并借来清苑县县印盖上，第二天就拿着莲池书院山长名帖去拜谒李鸿章。
吴汝纶列称“曾（国藩）门四弟子”，深得曾氏训导。在转入李氏幕府后，虽政声卓著，因禀性刚直，“耻干求之术”，“入官二十年，不进一阶，不加一秩”，一直渴望辞官治学。次年二月赴任莲池书院后，吴汝纶写信给生友说：“弟以冀州易此，真乃舍鼠穴而归康庄也。”
莲池书院是清代京畿最高学府，建在皇家园林古莲池内。不仅园林景观奢奇，更由于它藏书万卷，学者名流云集，加以章学诚、祁韵士、黄彭年、张裕钊等专意学术的大师的经理，人文气象冠盖一时。书院汇聚了南北青年才俊，延聘硕学大儒为师，“恢弘教化，声播四方”,成为当时北方地区文化、教育中心。
恢弘古文
吴汝纶就任之初，最热心的是古学文辞教育。在考课之外，大举倡设古课，学习科举功令文字之外的经史学问。他遵循曾国藩“以义理之学为先”，注重学问经世济民的致用性。临堂讲学时，“不专注一家之言，与古今众说无所不采，亦无所不扫，其教人之法，必使博知世变易其守旧，谓非举中外学术会于一冶，以陶铸而裁成之，终不能成有用之材”，倡导师生直接论辩，相互探讨之风。他以姚鼐《古文辞类纂》为范本，积极引导诸生学习古文，培养了一批“以辞章蜚声”的门生。
吴汝纶布教北方，“门下注籍者数千人”，至有日本人士也蹈海踏波前来受教。他以莲池书院为龙头，又遥控、影响着冀州、深州、天津等地书院，构成了一个同气相应的学术群体。这在晚清学术史上是颇为耀眼的事情。也促使了桐城古文学派中心的北移，形成了以吴汝纶为领袖的桐城学派的北方基地。胡适也以此把吴汝纶视为古文传统史上清末时期的代表人物。莲池书院融入了他鲜明的个人气质，俨然成为他施展抱负、弘扬学术光辉的舞台。
推行西学
莲池书院时期也是吴汝纶教育思想转型的时期。长期协办洋务以及甲午之败给了吴汝纶深刻的影响，他日益认识到中国书院的应试之学不能“育真才”。在他1892年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窃谓时局日棘，后来之变，未知所底，帖括之学，殆不足以应之。”他认为，国家贫弱之根基在于科举文化的空疏不实，补救的措施在于学习西学，崇尚实用。他积极推行西学，改变书院以举业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课程制度。
学习西学，首先从关注西方文化著作、社会动态开始。他在书院购置大量新译书报供学生阅读，教学中密切联系时局，尽可能加入一些新学内容，“其于西国新法，苦心孤探，得其指要。”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寄于吴汝纶评定，吴大加赞赏，置之枕侧，时时阅读，并亲为作序，大举宣传和推售。后又精心考辨修改，写成《节本天演论》，使之更为通行。他还为严复所译《原富》及丁维屏《万国地理》、西师意《实学指针》、矢津昌永《世界地理》等作序推介。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在书院设西、东文学堂，聘英国传教士贝格耨、日本学者中岛裁之担任教员，除教授英、日文外，还讲授欧美历史、地理、政治宪法、格致之学。据其日记所载，他开始谋划西学课程：“西学重专门，而以算学为首务，他学必以算学为从入之阶，明算而后格致诸学循途而致。今既不得通外国语言文字，则学算亦本务也。”他重金请来一些传教士讲习博物、算术、理化、法律，但禁止传习西方宗教。
中西之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体系甚至是思想体系，对于当时的士大夫乃至年轻学子来说是难于接受的。吴汝纶此时亲自写信或登门劝谕，“苦劝数月，得廿人”，并提供月俸二金，约以五年为限。五年之后，或出国再学专技，或自谋生业，悉听其便。他在书院如此鲜明植入西学课程的做法，开了各书院之先例，虽遭种种嘲议，他依旧奋然行之，“所谓日暮途穷，不妨倒行逆施，不得与寻常之徒共议之也。”对于东文堂取得的快速成效他欢欣不已。“三阅月而诸生能译东文者十余人，其收效之速亦从来未见”，“此等教师至以多为贵，来者不拒，此正开化要策。”他从1897年起，就让自己的儿子跟随英国人学习英文，后又随中岛裁之留学日本，翻译日本课程讲义以及西方历史、教育、法学等方面的著作。
中西合璧
在此过程中吴汝纶彻底认识到传统经学的缺陷，认为“世变益亟，环海强国竞富盛新术，吾徒窳守旧俗，不足于相抗衡”，追随世界大势，重视实用之学才是强国之本。他提出“得欧美富强之具，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此为最上之治法”。在他看来，中西之学无须作“体用”“主辅”之辩，“新旧两学，当并存具列”，须在本国精神文明和西国制度、器物文明的互补短长中培养“兼才”。这超越了当时大多数清代官僚、学人的认识水平，可以说是走在历史变革的前列。他的中西合璧的教育思想就是在这种图存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
作为一个饱识旧学的士大夫，他并非固陋守旧的腐儒，严复曾评论他：“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忧以天下、兴邦济世的儒者情怀使他自觉摆脱了旧法的束缚，以开阔的胸襟和敏锐的目光把握着社会发展的大势，坚力推行自己的教育思想，并以积极而卓越的教育实践艰难地推动着中国教育在制度上的变革，开启了近代教育的先声。吴汝纶曾题诗明志：“只今学术当全变，安得东西并一堂”，“何当泛扫浮云尽，天汉东西一色明。”
国民教育
吴汝纶对传统教育制度变革的思考日渐深入，他的教育思想日渐成熟。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下诏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时文，改试策论。吴汝纶颇感欢欣，“径废时文，五百年旧习一旦廓清，为之一快”，又尖锐指出：“策论不足取材，于时文等耳。”维新派出于种种政治顾虑，不敢直接废除科举，吴汝纶却表现出果毅的态度：“愚意当径废科举，专由学堂造士，用外国考校之法，较有实际”，“学校不兴，人才不出，即国家有殄瘁之忧。”他认为“开民之愚而使之智”是富民强国的先决条件，而“今之内治者无所谓智民之道也”。他直接提出了“以国民教育为的”的思想：“以团结国民为主，谓之国民教育。其法务使人人读书识字，程度不必高，而为教普遍，即能强国。”
吴汝纶认识到了以儒学为重心的学院式教育制度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格格不入。对于后来清廷终于下诏各地书院改立为学堂，而一些书院管理者迟疑不决、首鼠两端，他予以坚决的批判。他还提出了兴办学校的许多建设性思想。如：“一县不可止立一学，各乡皆须立学，学堂愈多，愈能收效，不能化多为少”；教育不分男女，“普国人而尽教之”，“使国中妇孺知文，即国民教育进步也”；“先立师范学堂，取成学之士，延外国教习，教之以粗浅图算、格致普通之学，……成以散之县、乡，俾以次为中学、小学之师”；“凡学堂生出洋游历，由国家保护”；开设农工商兵专门学校，开展实业教育等。得知家乡白鹤峰书院遵旨改立学堂，他致信当地士绅：“拟此学堂以农、商二业为主，学之三年，必有成材可观，高可以为国效用，下亦可以致富阜财，……此实救时之良策。”
革新学制
如何建立完善的学校教育学科和管理体系，成为吴汝纶新式教育建设的又一使命。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吴汝纶提出先行赴日全面考察近代教育制度，“其推行之始，先后之序，迟速之故，艰苦曲折之状态，必有书策所不能载，外人所不及知者，思欲观光，一求要领。”光绪二十八年（1902）5月至9月，吴汝纶携家乡青年方守敦、李光炯、房秩五等人登临东瀛，遍及长崎、神户、大阪、东西京等地区，考察小中大学、幼稚园、师范学校、外语学校、女子学校及农工商医兵炮等各类学校40余所，对日本的教育制度、学科体系、教学规章等做了充分细致的了解和记录，甚至包括作息时间、体操活动、图书借阅、标本仪具、实验操作、校舍构造、餐食供应、财费用支等。与日本教育名家座谈，参加为他专门开展的讲座或专题介绍19次，充分认识、把握了日本教育的历史和现状。
日本《日日新闻》曾刊文：吴先生之来我邦，“六十老翁，化为青衿少年，到处执弟子礼，具识日本文明之真相，探险之精神，使我辈瞠乎其后，其抱负何等雄伟巨大。” 随行在侧的儿子记录了他的辛劳：“鸡鸣而起，宵旰不暇寝食，考核学事，文书山积。日夕应客以百十数，皆一一亲与笔谈，日尽百纸，无一语不及教育事者，反复诘难，曲尽其蕴。”期间吴汝纶写了大量的信札，与国内官员及相关人士谈及种种见闻和看法，归途中将所有的文件资料、访谈记录、日记信札整编成十万余字的《东游丛录》，委托从使代呈管学大臣张百煕。这是我国第一部考察外国教育制度的著作，是“清末教育改革的指南”，为我国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参照。清代第一部近代教育学制“壬寅学制”就是据此而来。次年颁布正式施行的“癸卯学制”仍与此有许多相近、雷同之处。新学制的施行标志着封建传统教育的瓦解和近代教育在思想、制度上的建立。
赍志而没
十九世纪末社会风云的种种变幻无不激起吴汝纶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唯此才是强种立国之基。对于洋务派学习西方重物不重人的做法他有微词，他提出“学战”胜于“兵战”：“今日世界与前古绝不相同，吾国旧学实不敷用，今外国所以强，实由学术微奥，成效昭著，各用其学战胜，吾学弱不能支”，“中国风气不开，新学不出，与东西邻国交战，决无战胜之理。”而对日本的考察终于使他瞻见了曙光，他在赠日本友人的诗中表露出由衷的自信：“扶桑日暖知无恙，震旦花开定几年。”较之名宦大贾，他也许少人仰从，但他对中国教育改造的情怀和努力却更加深远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因赴日期间的一些曲折和对政治纠纷的厌倦，吴汝纶经上海径直返乡。他想尽毕生余力在家乡践行他的教育理想。他为筹建中的桐城中学堂亲撰了“勉成国器”牌匾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楹联，并事无巨细亲力擘画，却因操劳过度，加以归途感染风寒，病患愈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十二（2月9日），溘然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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