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忠诚卫士方东树?? 吴汉卿
“桐城派”在其集大成者姚鼐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影响与规模并未衰减，反而日益增大。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归功于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等姚门弟子的极力维护和发扬。其中以梅曾亮地位最高，声誉最隆，创作成就最大，有继主坛占之势。方东树则以古文家兼学者的身份，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作了扎实而卓有成效的推进工作，还培养了一大批能文之士。
“话到桐城必数方”。明清以来，桐城方氏以文学闻名者继踵而出，成为文坛一支重要力量。它又分为同姓不同宗的三支，即桂林方、鲁谷共方和会宫方。桂林方起家显达最早，人文蔚盛，被称为县里大方，方以智、方苞等皆出此支。相比之下，鲁谷共方只是小方。因其先祖方芒由徽州婺源走猎入桐城，定居于县城西北十公里的鲁谷共山，世代以打猎为生，人称“猎户方”。至九世方峻，筑舍于半天峰，酷爱读书，至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族人方泽颇负文名，与刘大櫆、姚范、叶酉等人号称“龙眼十子”。方泽之孙方绩，师事刘大櫆，为文高古雄迈，亦擅作诗。姚鼐对方绩的诗文很是推崇，让自己的儿子姚景衡拜他为师。乾隆三十七年（1772），方绩喜得一子，初名巩至，后易名东树，字植之。东树幼年即聪颖好学，十一岁效范云作《慎火树》诗为乡前辈交口称赞，名动乡里。二十二岁入县学，为弟子员，补赠广生，旋赴江宁，受业于姚鼐执教的钟山书院。自弱冠之年起，他先后应乡试十次，连连失利。读书做官这条路他走不通，迫于生计，客游四方，先后在江宁、阜阳、六安、池州、亳州、宿松、祁门等地书院或幕府，从事教书和评文著述。
期间，嘉庆二十四年（1819）三月，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阮元邀请，前往广东通志局，编纂《广东通志》。事毕，至廉州海门书院执教，道光二年（1822）四月归里，九月应太守罗月川之邀，重返广东，主持韶阳书院。未久，又被阮元召入幕府。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被视为汉学盟主，但他“能合师儒（即宋学）异派而持平”。异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粤建立学海堂，“以古学造士”，课程以经学为主，兼及史学、诸子学。阮元幕府还有一位名士江藩，他博综群经，尤深汉诂，不喜唐宋文。而方东树学识渊博，只佩服朱熹遗说，生性高介，从不随人俯仰。这两个学术立场决然对立，言论多偏峻急的学者相处一起，要想相安无事，难乎其难。一场震撼学林的汉学与程朱理学之争，在阮元眼下爆发。但因双方都深谙学理，又都是饱学之士，其结果正好从正反两个极端凸显了汉学与宋学各自的优劣。阮元笑而观之。
道光六年（1826），阮元奉调出任云贵总督，方东树未便同往，只得黯赴浙江，另谋他就。急切之间难以寻到一个理想的去处，旋即返皖入邓廷桢幕，后又历主庐州庐阳书院，亳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又曾客游浙江、宣城、池阳，身类转蓬，生计维艰。道光十二年（1832）四月，方东树再去广东访友，逗留数月，不遇而归。八月十五日，归舟过韶州曲江，舟覆坠水，幸被同舟所救不死。道光十三年，方东树好友，同乡兼同窗姚莹任江苏武进县令，请他编校其曾祖姚范的《援鹑堂笔记》。其后两年，姚莹为元和县令、淮南监制同知，方东树均偕前往。方东树一生贫寒，每当生活遇到难处，都能从姚莹那里得到帮助。
道光十七年（1837），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邓廷桢邀请，第四次赴粤，时年六十有五。如此高龄远赴岭南，非为求名求功，实为贫困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方东树及亲友都作好这一去不回归的打算，赴粤途中，肺疾复发，痛苦不堪。舟入南昌时，肺病加剧，“气喘逆甚，不食旬日”。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广州，受到邓廷桢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方东树那颗饱经忧患的心灵，感到春风般的温暖。一年后，又应广东海关监督豫堃之请，主修《粤海关志》。修志之余，方东树精心编校了父亲的《鹤鸣集》，修订了自己先前在粤时所作的《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二书。完成了他的著名论著《昭昧詹言》。
道光二十年（1840）夏，方东树年老归里，以授徒课孙为乐，同时奋力著书。十年中成《大意尊闻》3卷、《灵山衣闻》1卷、《思适店铃语》4卷。编定《仪卫轩文集》12卷，诗集《考槃集》3卷。
道光二十六年（1846），因先世七丧未葬，他尽出家产买山，为之一一营葬。本是贫寒之家，经此次葬祖，弄得一贫如洗。因生性伉直，得罪了县令史某，本来有座书院聘他为山长，却因史某与县内一劣绅从中作梗而被裁夺，由此家贫日甚。
咸丰元年（1851），方东树的学生江苏句容人唐治从桐城县令移任祁门，延请老师出任祁门东山书院山长，以赡朝夕，八十高龄的方东树欣然应允。早春二月，风暖日丽，及门弟子十余人在县城光律原的遂园为他饯行，弟子文汉光、甘绍槃自愿随从，照料他的起居。自县城出发经贵池由秋浦河溯流而行，舟车交递，转石埭县入祁门。在祁门时，饮食起居正常，五月二十二日，略感不适，不以为意，与门人饮酒论学，泰然自若。二十四日寅时，他自感大化之期将近，从容盥洗更衣加冠，然后端坐讲堂，看到旁边的桌椅微斜，即命门人摆正。又令弟子持书简，向县令唐治作最后告别。文汉光关切地问：“先生心里好过些么？”方东树说：“很好！”至申时，溘然长逝。享年八十岁。临终前，嘱咐门人死后簿葬。次年春，遗柩自祁门沿去祁门时之路运回桐城，年底葬于桐城西挂车山吴家嘴祖墓侧。方东树墓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东树在桐城诸家中，以学识通明、门徒广众而著称。他是程朱理学的坚定维护者和传播者，但并非冥不化、守旧不移的腐儒。他不满于汉学末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的繁引曲证。但他对汉学亦有相当的研究，切切实实下过一番苦功，否则不可能写出《汉学商兑》以揭其实。
方东树青少年时代致力诗文，师从一代文学大师姚鼐，中年后虽专攻学术，但终其一生，未尝停止过文学创作。为文好深湛之思而不专贵于文学，博辩醇茂，言必有物，讲究经世之用，师古而不袭古，遂成一家之言。他最为擅长的论说文，随事阐发，大开大阖，常不顾文重又复，尽情发挥。所作文序、诗序等，都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于言有序之外，注重言有物，与一些泛泛空谈的高头讲章迥然不同。
方东树的诗，气韵沉酣，格调坚劲，文词虽不华丽，却有一股兀傲峭厉、盘空瘦硬之气。诗作题材广泛，兼涉拟古、赠答、遣兴、述怀、咏物、讽事，大多抒发穷志不遇、抑郁愤闷之情。如“我读孟郊诗，咏志何酸辛。老非贫病客，莫悟写言真。我若授郊口，郊如受我身。相距千载下，宛若在一晨。”“闻言惊欲请，辗转忽已寤。抚枕泪浪浪，此气何匆遽。君今有羽翮，来去随烟雾。有疑未及晰，有怀未及吐。幽滞积在胸，沉吟忆平素。生常各一方，死长隔泉路。生死永相念，我怀如旦暮。”抒发的虽只是个人情感，却也悱恻动人，极富感染力。
方东树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无论是阐道、论艺，还是析法、评点，都能自树一帜，独陈己见，极大的丰富和补充了桐城派文论体系。他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为数众多的书序、题跋、尺牍中，虽非集中阐发，条分缕析，但读者通览之后，就会发现，方东树理论涉及古文理论的各个重要领域，贯穿其中的主旨都一脉相承，思路清晰而缜密，其文论、诗论兼容并包，浑然一体；既吸取了前人理论的有益养分，又能结合变动不居的社会存在，在不动摇桐城派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的前提下，有所推衍和发展，使原本渐趋板结的桐城派古文理论，在与时代潮流及现实社会的碰撞与对话中，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显示出内在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包容性，为桐城派在近代得以延续和流衍，助了一臂之力。
方东树著作等身，主要有《仪卫轩诗文集》、《汉学商兑》、《昭昧詹言》、《书林扬觯》、《大意尊闻》、《一得拳膺录》、《待定录》、《未能录》、《进修谱》、《思适居钤语》、《天山衣闻》、《江宁府志》、《广东通志》、《粤海关志》等。
方东树诸多著作中，其影响最大的是两部著作：一是《汉学商兑》，共四卷。卷上，力辩“道学”即“圣学”，亦即程朱理学就是儒家学说，捍卫程朱理学，也是就是捍卫儒家学说。卷中之上，力辩朱熹的理学体系发明了孔子的“道统”；卷中之下，抨击汉学的训诂考证方法隐含“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说”之心；卷下则否定江藩《汉学师承记》，附记之《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归纳出汉学家的“六弊”。在自序中，方东树指责“近世有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禁”，“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捍卫宋儒理学的坚定态度。梁启超说《汉学商兑》，“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指汉学）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梁启超称方东树此举是“一种革命事业”，是对方东树充分肯定。《汉学商兑》一书，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一再重印，三十年间至少重印五次，总印发量达一百万册，方东树由此“名作大著”。儒家学说不仅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汉学家反对宋儒就是对儒家学说的“一切抹杀”。
二是《昭昧詹言》，此书为方东树晚年所著的一部诗论力作，将桐城派诗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方东树以桐城派古文家的眼光评论诗歌，以古文“义法”论诗，强调创意、造言、选字、气脉、气韵、意象、章法等，尤其重“诗以言志。如无志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若又不解文法变化，精神措注之妙，非不达意，即成语录腐谈。是谓言之无文无序”。因此，他要求作者写“文章要有本领，此存乎识与道理”，“在本领上用功夫”，“故文字有气骨”。他评论历代诗人作品，以具体诗篇为例，阐明诗德文法之妙，多独出机杼，颇有新意，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楚词学大家马茂元的老师方彦忱说“桐城派诗文法，在此一书中矣。”吴汝纶盛赞“此书启发后学，乃极佳之作。”对桐城派不以为然的舒芜也说：“此书可以代表桐城派的诗论……现在看来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可以有一席之地”。
方东树继承方、刘、姚三祖的遗风，悉心扶植人才，奖掖后进，成就斐然。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相貌清癯，长身玉立，神采凝重的良师”，道德文章学识更是世所共仰，故四方学子负笈来求。与别人不同的是，方东树的弟子大多晚年家居时所收。据《桐城文学渊源考》记载师事及私淑方东树亲聆受教，并卓然有成者：有戴钧衡、方宗诚、苏淳元、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槃、刘宅俊、郑福照等十几人，是方东树对乡帮教育文化所作的一大贡献。桐城文风在近现代，代代相承，赖以不坠，得益于方氏弟子的之处多多。方东树去世后不久，太平军席卷江淮，戴均衡、吴廷香、张勋、马三俊等桐城派文人组织团练，举兵顽抗，尽皆殒命。经此一役，方东树嫡传弟子凋零殆尽，唯方宗诚硕果仅存。他利用自己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交情笃厚之机，努力扩大方东树的影响，故《清史稿·文苑传·方东树传》说“东树博学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宗诚。既没，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著。”
方东树无疑是一个多元复合型人物，无论在生前，还是在身后，对他的评价多有分歧。贬斥者不乏其人，现代以侯外庐为代表，他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指斥方东树是当时“提倡腐烂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中“最典型的代表”。1999年出版的《辞海》，对方东树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方东树，清文学家、学者。治经史，受业于姚鼐，为桐城派作家。以反汉学为旗帜，极力宣场程朱理学”。曾谓，“余生平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弊也！”晚年耽于禅学。著有《汉学商兑》、《昭昧詹言》、《书林扬觯》、《仪卫轩文集》等。”
方东树一生数次过往池州，自弱冠之年赴南京参加乡试，十次名落孙山，次次均经池州往返，三十岁以后，客游四方，先后两次来池州齐山书院讲学，暮年去祁门东山书院任山长，也道经池州，死后，其遗柩又经池州运回原籍，方东树与池州可谓有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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