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及其身后的皖派平民大师

文图/汪军

铁钩锁，中国画用笔的一种技法，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南唐后主李煜善用此法，宋黄庭坚《次韵谢黄斌老送墨竹十二韵》：“江南铁钩锁，最许诚悬会。”自注：“世传江南李主作竹，自根至梢极小者，一一钩勒成，谓之铁钩锁，自云惟柳公权有此笔法。”

这一李煜开创的绘画技法，被邓石如创造性地应用于篆刻中，邓石如在扬州期间，为挚友罗聘所治印中就有“铁钩锁”三字，并在边款中注明：“两峰子（罗聘）写竹用此三字法，古浣子（邓石如）作印亦用此三字法。”在其赠罗聘的另一印“乱插繁枝向晴昊”的边款，又写道：“两峰子画梅，琼瑶璀璨；古浣子摹篆，刚健婀娜。世人都爱两峰梅，两峰偏爱古浣篆，感而作此，聊释旅愁。”在这里，“刚健婀娜”四字可视作是对“铁钩锁”三字的诠释。

邓石如弟子包世臣则在《艺舟双楫·述书上》记述了自己的见解：“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当黑，奇趣乃出。”这一皖派最高法则被后学者奉为圭臬，赵之谦谓这一法则是“印林无等等咒”（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近世陈三立在《安吉吴先生墓志铭》中也说，吴昌硕“书摹猎碣，运以铁钩锁法。”而皖派画家郑雪湖授黄宾虹“实处易，虚处难”六字诀，则又可以看作是对“铁钩锁”的另一阐释。

邓石如临习各式广泛来自于民间的北碑作品，向世人展现了汉魏碑刻这一巨大的宝藏，并把篆刻艺术的源头由“缪篆”接之于“北碑”，开“印从书出”之先河，他也因此成为皖派艺术的开派宗师。邓石如开之，弟子包世臣扩之，再传弟子吴让之守之，其核心成员还有邓传密、张惠言、吴育、程蘅衫、徐三庚。自皖派出，徽、浙二派便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后中国印坛一流艺术家，如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无不笼罩在皖派浓重的光影之中。

皖派诸大师，一生大多辗转书院幕府，混迹市井乡野，其身影带有浓重的平民色彩，其关注世界也自然站在平民立场。这一点，皖派诸家异于徽州汉学的官方立场，也不同于桐城宋学的士大夫立场。邓石如秉承家风一生坚持遗民立场，这又必然导致平民立场，以平民身份研习汉魏平民墓志铭，以平民视角关注民生疾苦，以平民喜好感受百姓喜怒哀乐。

明清安徽学术，从方以智、钱澄之等开启的上江学风，一直延续至清初，施闰章、梅文鼎、戴南山、方望溪、朱字绿、江慎修皆承其学脉。自乾隆戴震出，徽州朴学兴起，学风凡一变。嘉道姚鼐弟子活跃，桐城宋学日炽，学风凡再变。晚清皖派碑学兴盛，邓石如、包世臣渐取代江永、戴震和方苞、姚鼐的影响，成为安徽学术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推手。

这一转型也正符合世界潮流，知识和艺术从少数贵族精英独享的资源而转向广大民众共享的资源。大凡近现代皖江学术名家，如陈独秀、邓以蛰、程演生、刘文典、严耕望等，都受到皖派这一学风的影响。陈独秀终其一生，始终怀有浓郁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情怀。如同邓石如在临终那年还不避旅途劳顿到泾县孔庙写碑额，陈独秀晚年也是嗜碑如命，为了能从欧阳竟无处借得《武荣碑》，陈独秀作了一首诗当借条：“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皖派学人不仅发现了汉魏碑刻这一巨大的地下宝库，也发现了民间社会这一丰富多彩的地上宝库，他们一头扎进了民间，民间戏曲则成了他们的最爱，包世臣撰《都剧赋》，首揭“徽班映丽，始自石牌。”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专门开辟“戏曲”专栏，刊登戏曲剧本和戏曲评论，在第十一期，陈独秀还以三爱的笔名撰写《论戏曲》，称赞戏曲“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教育家”，“依我来看，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老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此外，陈澹然著有《异伶传》，程演生亦著有《皖优谱》。

晚年邓石如和陈独秀都是以平民身份隐藏于民间，就像他们的龙山先辈钱澄之、邓朴庵、徐羽先、方中发以遗民和平民的双重身份终老家中一样，最后，也是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告别这个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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