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铖：道不尽的是非 章宪法
阮大铖有节秋竹帖
戏曲中的阮大铖形象
身世是非
阮大铖籍贯争议，常被人解读为“桐城不要，怀宁不收”，其实根源在《明史》。在同一部正史中，《明史》给出了两个前后矛盾的答案。《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载：“（马士英）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该传又载：“同邑左光斗为御史有声，大铖倚为重。”
《明史》直接给出的阮大铖籍贯是怀宁，间接给出的籍贯又是桐城，因为阮大铖与左光斗“同邑”，即同县、同里.左光斗是桐城人，阮大铖亦即桐城人。在张楷主修的康熙版《安庆府志》中，则将阮大铖列为怀宁人。当代《辞海》的“阮大铖”词条，称其为“明末怀宁（今属安庆）人”。
但在安庆民间，对官方史志及工具书的结论并不认同。早在清乾隆后期，桐城与怀宁两县文人间，即展开了数十年的笔墨官司：桐城文人认为阮大铖是怀宁人，怀宁文人认为阮大铖是桐城人，并且各有依据。阮大铖“怀宁说”的依据是官方史志，可以佐证的是阮大铖的经历：阮大铖诗文中明确记载自己幼年读书于三祖寺，即今安庆三祖寺街附近，同时还也以怀宁人自居；阮大铖“桐城说”的依据则是科考史料：阮大铖为桐城秀才，南直隶举人，明代“进士题名录”载其为“桐城籍”，国子监中（今存于北京孔庙）中的明代“进士题名碑”载其为“直隶桐城人”。
导致阮大铖籍属争议的，是阮大铖复杂的身世，而研究者知之甚少。据《阮氏宗谱》记载：阮大铖生父阮以巽，“号柱麓，廪生”，桐城人；阮大铖生母昝氏，怀宁人。阮以巽的长兄阮以鼎无子，阮大铖自幼出继于伯父阮以鼎为嗣子，按照旧时的宗法制度，阮大铖与生父母并无多大关联。
阮以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举进士，官至河南布政司参政。阮以鼎进入仕途发达之后，与叔父阮自华迁居怀宁（今安庆天台里）。《桐城县志·选举》中的明代进士名录，便不载阮自华与阮以鼎。阮大铖自幼与嗣父母生活，为官之前的青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怀宁，亦即府县同治的安庆城。阮以鼎病逝河南参政任上，明代顾起元《中大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盛唐阮公墓志铭》载：“先是封公（阮自仑）闻公病，携大铖视公署中，得执手与公诀。”阮以鼎病逝前，阮大铖与祖父阮自仑长途跋涉前往河南探视，与嗣父在他乡作生死诀。对阮大铖影响最直接的，也是嗣父阮以鼎。
但阮大铖与阮以鼎的这种继嗣关系，在阮以鼎逝后又发生了变化：阮大铖的生父阮以巽只有一子，家族权衡的结果，是改立阮大锜为阮以鼎嗣子，并载入《阮氏宗谱》，让阮大铖重归生父名下。徐鼒《小腆纪传》载：阮大铖“以忧归居桐城”，即阮大铖的父亲阮以巽去世时，阮大铖依例“丁忧”，地点是在桐城。继嗣关系的新变化，阮大铖也就不存在变籍，仍旧是桐城人。当然，这种表述是基于旧时籍贯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准确地讲，阮大铖的主要生活地是在今安庆城，是桐城籍的怀宁人，或曰今安庆大观区人。
康熙版《安庆府志·貤封》中，阮大铖生父阮以巽又被记为怀宁人。这种貌似混乱而矛盾的记载，其实符合明代缙绅阶层的生活实际。阮大铖所属的公式山阮氏，为“建安七子”阮瑀、“竹林七贤”阮咸的后裔，自晋末迁入桐城，是现有史料中最早迁入桐城的氏族。公式山阮氏先祖阮枞江为唐末镇南大将军，阮晋卿为宋末解元，至阮大铖出生前，这个家族出仕明朝为官者即达十四人。累世簪缨，富甲一方，明代的公式山阮氏已广布今枞阳、桐城、怀宁、东至等地，田产、庄园并非限于一城一乡。
官场是非
阮大铖主要生活在明朝的天启、崇祯朝和南明弘光朝，同时涉身三大事件，也是其一生三个重要的人生拐点。
《明史》与《桃花扇》皆称阮大铖为“魏党”，传奇《桃花扇》亦被一些学者视为《明史·阮大铖传》的母本。其实，阮大铖是东林党，并且是东林党领袖高攀龙的弟子。阮大铖的人脉交往，主要见于东林党成员之间，与魏忠贤并无多大的交集。
天启四年（1624），阮大铖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孝，东林党骨干左光斗致信阮大铖火速进京，让其出任吏科都给事中。待
阮大铖进京后，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东林党领袖否决了左光斗的意见。此时东林党领袖并无恶意，亦非认为阮大铖品行与能力存在问题。清康熙《怀宁县志》称：阮大铖“为人亢爽英多，风仪秀整，掀髯谈天下事，如河源滚滚，莫测涯际。”阮大铖个性过于张扬，另一东林党成员魏大中则城府深沉，更适合出任吏科都给事中。出于东林党总体利益的考虑，似让阮大铖出任同级别的工科都给事中。但工科权力不显，魏大中资历又不如己，阮大铖咽不下这口气，便找魏忠贤帮忙谋官。
这时的阮大铖并不认识魏忠贤，他通过朋友傅继教找到傅櫆，由傅櫆找到傅应星。傅应星是魏忠贤的外甥与养子，一连串的运作，魏忠贤为阮大铖争到了吏科都给事中的位子。这场官场暗斗，核心不是投靠问题，而是官场司空见惯的买官。搅乱了东林党的布局，无疑也得罪了东林党领袖，阮大铖如愿后便主动辞官，回到了安庆。
天启末年，魏忠贤与东林党之间发生恶斗，与阮大铖谋官相关联的左光斗、魏大中身死。崇祯帝朱由检上台后，魏忠贤集团又遭到清洗。官场斗争似告一段落，闲居安庆的阮大铖决定出山，于是写了两封奏疏，其中一封称《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提出天启朝七年中朝政的混乱，前四年的罪责在东林党，后三年的罪责在魏忠贤。
阮大铖的“合算疏”，其实是一种两党之外较客观的“第三者”立场，从而得到崇祯帝的赞赏，并将阮大铖晋升从三品的光禄寺正卿。但阮大铖提出的看似公允的观点，犯下了官场的大忌：既得罪了魏忠贤势力，又得罪了东林党势力，两大势力尤其是后者对阮大铖群起而攻之。东林党官员在承办“钦定逆案”时，将阮大铖列为魏忠贤余党。
“钦定逆案”计分七等罪名，东林党将阮大铖定为第五等——“结交近侍又次等”，罪名为“阴行赞导”，意即虽无证据，但有私下行为，与秦桧的“莫须有”似曾相识。终崇祯一朝，阮大铖被削职为民十七年。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杀，马士英拥立流亡中的朱由崧成为南明弘光皇帝。马士英与阮大铖既为“同年”，亦为几十年的密友。崇祯十七年六月，马士英举荐阮大铖入朝，后晋为兵部尚书。弘光元年（1645），清兵攻陷南京，钱谦益等120余南明官员投降，钱谦益由此进入《明史·贰臣传》。
阮大铖并未加入投降行列，而是投奔了浙东的方国安。在方国安这里，遇上了军中记室方端士。这位怀宁老乡方端士的家里，住着另一位桐城老乡潘映娄的家属。潘映娄原是台州推官，到杭州时恰遇清兵陷城，潘映娄降清出任杭州府同知。经潘映娄引荐，阮大铖投降了清军。在南征清军中，阮大铖“以军前内院从政”。阮大铖表现不俗，清顺治帝拟召其进京，但为礼部给事中袁愚功所阻止。
这是阮大铖一生中最重要的关节——综合史料分析，阮大铖患有心血管疾病，如果袁愚功不反对，阮大铖进京可能避免早死，结局应该与钱谦益等人一样，被列为“贰臣”。“贰臣”，即在两个王朝为官的人。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清顺治三年（1646），清兵由浙江进军福建，阮大铖面部出现浮肿，清军计划将其留下，但阮大铖要求随军入闽，因为他将出任福建巡抚。顺治三年（1646）八月，阮大铖随清军征闽，似特殊环境下突发脑溢血，猝死于浙江江山县仙霞岭上，终年六十岁。
身后是非
阮大铖的身前是非，在其身后被不断放大。众所周知的《桃花扇》，直接放大的是阮大铖自身的负面形象。相关文人著述，则污化、杜撰其后裔，间接放大阮大铖的是非。
被污化的，是阮大铖之女阮丽珍。柴萼《梵天庐丛录》载：阮大铖“女名丽珍，字杨龙友（杨文聪）之幼子名作霖者。”阮丽珍许配的是曹履吉之子曹台望，而不是什么杨文聪之子。柴萼的记述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杨文聪是马士英的甥婿，马士英同样是个“奸臣”。
《梵天庐丛录》中阮丽珍结局更为传奇：“阮降清，女为某亲王所得……后为福晋所嫉，鸠死。”阮大铖降清时，阮丽珍已是不惑之年。为某亲王所得的，实阮大铖家班中的一个阮姓女伶。让阮丽珍替换女伶，目的是让其死于非命。
清代及其后的文人著述中，亦将阮大铖之子问题复杂化：或称阮大铖无子，或称阮大铖有子而不相认。著名文人钱澄之，与阮大铖既为同乡亦为世戚，但明季乱世中的阮、钱二人，并未志同道合，却以恩怨终其一生。阮大铖在弘光朝对东林后裔、复社文人实施报复时，钱澄之逃难途中妻子遇贼身亡，这种刻骨铭心的家庭灾难，二人间的仇恨瞬间升至顶点。在钱澄之多篇著述中，皆咒骂阮大铖绝后无子。
阮大铖确实无子，《阮氏宗谱》载：阮丽珍三子曹柽（即阮柽），被立为阮大铖继孙。《阮氏宗谱》载：阮柽“字延公，康熙戊午北闱举人，丹徒教谕。”《阮氏宗谱》载有阮大铖十二世裔孙，其后及居住地不明，或居江宁（南京），或居桐城，难以考证。
一些文人著述中言说的阮大铖之子，指的是特立独行的阮濬。身世模糊的阮濬，被称作因痛恨其父阮大铖讳言身世。据方中履《汗青阁文集·阮季子墓表》等，阮濬一生的经历，与阮大铖高度交集，但方中履等皆未明言阮濬的身世。
明末清初桐城书画家刘鸿仪，与阮濬交往甚多。阮濬嗜酒，好诗书，有才华，终生隐居，闭口不言自己的家世，无论冬夏，只穿一件破衲，故别号“一衲”。因刘鸿仪知其身世，故阮溶临死时再三嘱托鸿仪，其墓碑上只题“此饮者阮子一衲之墓”九字。
诸多文人欲言又止，阮濬会不会是阮大铖之子？在《阮氏宗谱》的世系表中，阮濬实为阮鹏后裔。阮鹏为阮大铖曾祖父阮鹗之兄，阮濬实为阮大铖之侄。文人的文学性表述，其实是阮大铖官场是非的一种延续，阮濬只是个有思想的明朝遗民。
(作者系作家，著有《明朝大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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