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麟和方苞同年会试,也都未及殿试。但与赵国麟相比,方苞随后的经历更为曲折凄婉,那场惊心动魄的入狱体验,更成为他内心挥之不去的梦魇。 方苞:惊恐与感恩间的心态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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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鲍青
赵国麟和方苞同年参加会试,又都因个人原因未及参加殿试,人生经历颇为相近。后来两人交浅言深,友情弥笃。赵国麟请方苞为祖父和父亲作墓志铭,而方苞和兄长方百川墓前的石碑,也是由赵国麟所题写。
但与赵国麟淡泊科举、痴心文教不同,方苞对科举有着深深的执念。但他的科举之路,却并不十分顺利,影响了他一生的心态。
康熙二十八年,方苞以桐城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此后,他却科场困顿,苦不堪言。两次参加乡试,皆名落孙山。他为此心情抑郁许久,甚至萌生了“不复应科举之试,欲穷治诸经”的念头。
康熙三十八年,方苞又一次参加乡试,终于摘得解元殊荣。志得意满的他,却在随后的两次礼部会试中又迭遭挫折。直到康熙四十五年,他再至京师,才中第四名贡士。
正当方苞摩拳擦掌,参加殿试,科业结硕果时,母亲病危的消息意外传来。方苞未等殿试,就匆匆南归探母,失去了殿试夺魁的最佳时机,“届殿试,朝论翕然,推(方苞)为第一人,而先生闻母疾遽归,李文贞公(名臣李光地)驰使留之不得”。
第二年,方苞的父亲不幸病故,他需要在家丁忧27个月,又失去了下一次殿试的机会。尤其是康熙五十年爆发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方苞入狱,让他参加殿试被长期搁置。所以方苞纵使半生勤奋,执著科业,依旧竹篮打水一场空,和赵国麟的淡泊洒脱对比鲜明。
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翰林院编修的戴名世文集《南山集》中,“语多狂悖”。戴氏的《南山集》案,是继浙江湖州《明史》案后,另一起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牵连朝臣20多人。
《南山集》收录了戴名世的《与余生书》,文章中使用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孑遗录》则是戴名世的历史著作,涉及南明君主时多有维护,且对清廷有所不满。刑部经过审议,认定此书立言狂悖,应处“大逆”罪,家属也要株连严惩。后来康熙帝“宽大”处理本案,除严惩“首恶”外,家属或流放东北,或入旗为奴。
方苞曾给《南山集》作序,又收存《南山集》、《孑遗录》的书稿,因而被刑部认定犯了“诽谤朝廷”之罪,判处绞立决。后来由于大臣李光地的极力回护,加上他古文声名远播,定案时,康熙帝特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因此,方苞不仅被免处绞刑,还幸运得入直南书房,成为皇帝的近臣。
此后,康熙帝的御制诗文定稿、御制书籍的校勘,都要征求方苞的意见。而且方苞还享受每年夏秋之际有随跸热河的殊荣。康熙六十一年,方苞充武英殿修书总裁。
雍正帝即位后,更加器重方苞,颁发恩诏,宽赦他全家入旗者归原籍。而方苞虽然没有进士功名,却官运通达,于雍正朝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朝,方苞继续官运通达,再入南书房,为文颖馆、经史馆、三礼馆总裁。与此同时,方苞在朝臣中也享有威望,“自亲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
虽然没有中进士,但方苞享受到了一般朝臣难以企及的恩宠。方苞年老患足疾,行走不便,雍正帝特“赐拄杖入朝”。
但萦绕在方苞心头的,依旧是早年入狱的矛盾和痛苦。
《南山集》案时,方苞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只不过后来峰回路转,因祸得福。他内心知晓,自己的生死存亡皆系于帝王的翻手覆掌。出狱后,他的身份发生巨大变化,由家境贫困的落魄文士一跃而为天子侍从,他深知这都来源帝王恩赐,感恩之言自然溢于言表。他常对人言:“《南山集》牵连赴诏狱,有司奏宜族诛。圣祖仁皇帝哀矜,并免罪。”
雍正即位后,方苞对康熙帝的宽大处理和新帝的仁慈十分感激。因为曾是戴罪之人,因此他时怀戒惧,不遗余力地颂扬圣恩圣德、粉饰太平,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当雍正不止一次告诉方苞,自己宽赦方族的罪人是按照先皇意志行事,并让方苞体谅良苦用心时,方苞总是极力奉承:“钦承训辞,虽古圣人之言,无以过也。”而当雍正看到方苞年老腿脚不灵便,关切安慰“朕观汝行步良难,虽供事,亦称汝力,毋自强,时复自将息”时,方苞更是受宠若惊,一时“伏地不能声”,惊惶恐惧埋于心间。
因为入狱的恐惧挥之不去,方苞变成了俯首贴耳的御用文人。他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时时生发,挥之难去。初入狱时的惊惧和生死难料的悲凄,绵延他的一生,隐痛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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