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一医院儿科医护人员因待遇低联名要求转岗，再次暴露了这一问题
记者 | 原祎鸣
编辑 | 许悦
9月17日，微信公众号“医院院长”曝光了宿松县人民医院的10名儿科医护人员向全体院领导递交了一份要求转岗的报告。报告中写道，该院儿科医护人员月绩效比在医院有编制而整年不上班的人员还要低（7月份儿科1.0系数是498.0元，行政后勤1.0系数是2600.0元)。报告言辞激烈，称“受不了多次侮辱，再次强烈要求转岗。”
宿松县位于安徽省安庆市，下辖9个镇、13个乡。而宿松县人民医院是该县仅有的两所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之一。
9月24日，界面新闻记者联系到了宿松县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这名护士表示，这份联名报告起到了作用，院领导提高了儿科医护人员的奖金，“大家也就都恢复了正常工作，不再吵着要转岗了。”
虽然宿松县人民医院儿科医护人员的问题解决了，但在医院体系中，儿科医护的工资待遇低，工作强度大的问题已持续多年。
“儿科医生在所有的医生行业中收入偏低，无论在中国，美国都是如此。”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刘国齐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据“医学界”发布的《2018年中国医生薪酬报告》，儿科医生的年收入为10.21万元，低于平均线11.7万元。
尽管收入在医生同行中不突出，但在疫情前，儿科医生接诊病人多、工作强度大却是个突出的问题。
近年来，儿科诊室“排队两小时，看病两分钟”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据2017年《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显示，我国儿科医生总数仅10万人。而当年的数据显示，我国0-14岁儿童有2.6亿，平均1名儿科医生要服务2000名儿童，意味着儿科医生缺口已超过20万。
深圳福田二院儿科诊室的李医生和界面新闻记者描述了自己的工作日常，“疫情来临之前，住院部的医生每四天轮一次夜班，平均每四个医生管理三十个左右的病人。在流感高发季节，门诊医生一个上午会接诊60以上名患者，压力还是很大的。”
但因为新冠疫情，往年儿科诊室面临的患者多，医护少这种“供需不平衡”问题却得到了缓解。
受新冠疫情影响，许多家长也减少了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的次数。据《华西商报》，华西第二医院儿科门诊量今年一季度为10.3万，比去年同期减少40.2%。在刘国齐看来，这很大可能性是由于在疫情期间，家长带孩子就医的选择较从前相比更加慎重。“过往家长可能太焦虑了，一有问题就来了医院。”刘国齐说。
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的一名护士也表示，在疫情之前，他们经常会劝阻很多执意要让孩子打针的父母，因为就孩子的病情来看，吃药足以痊愈，没必要打针。但很多家长就不高兴，非打针不可。“疫情过后，很多家长发现，原来很多小病是可以自愈的，没有必要往医院跑，更没有必要打针。”
而华西第二医院门诊部主任陈娟则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看法，由于疫情期间，儿童佩戴口罩且居家隔离，导致了儿童呼吸道疾病骤减。
刘国齐医生也告诉界面新闻，疫情过后，一些常见的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自发性寻麻疹，甚至一些风湿免疫系统的慢性疾病儿童患者才陆陆续续开始就医。
但病人减少了，尽管工作压力没那么大了，儿科医生们的生活压力却更大了——就诊量下降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公立医院儿科和民营儿科都在想办法“自救”。
深圳福田二院儿科的李医生告诉界面新闻，疫情来临之前，他们会建议患有内分泌，心血管等一些比较复杂的专科疾病的儿童转到儿童医院就诊，但是疫情过后，普通感冒发烧的患者大幅度减少，“为了维持 ‘生计’，我们只能想办法拓展业务来，例如展开脱敏治疗，儿童性早熟等这一类能长期跟踪随访的患者。”
如果说公立医院还有财政补贴确保生存无虞，那么民营医疗机构只能完全靠自己。今年7月，《看医界》曾援引一位民营连锁儿科负责人的话称，疫情对部分以儿内科为主要业务的诊所带来了严重打击，“虽然诊所早就恢复门诊，但因为不具有发热门诊资格，这部分收入直接被腰斩”，这位负责人表示，儿内科收入不仅仅是自己诊所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相当大一部分儿科诊所的主要收入来源。
很多儿科诊室没有熬过疫情这场寒冬。据《新京报》，2020年1-5月共注销、吊销关键词为“诊所”的相关企业共1356家，其中儿科、外科、内科门诊量受疫情的影响最大。
宿松县人民医院儿科医护人员们的困境并不特殊，只是在新冠疫情下，无论在公立医院内还是跳出体制前往民营医疗机构，他们的处境都变得更为微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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