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碎影文化站 黄骏骑
几十年前，文化站的全称是某某区文化站。文化站是县文化局的派出机构，接受县局、区委双重领导。那时候，公社一级没有设文化站。
文化站的编制少，也就站长“光杆司令”一个人。站长，社会上也称文化干事。到文化站工作的，多是当地的能人，琴棋书画，几乎无所不能，且有一定的创作水平和组织能力。他们一般都是组织上从教师队伍中考察选调，也有从艺校分配来的毕业生。
文化站的工作职责首要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我老家潜山黄铺区公所所在地的宣传栏常出常新，国庆节、元旦专刊图文并茂，常常吸引行人驻足观看。征兵入伍、植树造林、交售公粮、兴修水利，都要张贴大幅标语营造氛围。这些都出自文化干事的笔下。有时候他们还被临时抓差，熬更守夜为区领导起草讲稿，充当秘书的角色。日子长了，领导会对他有所了解，发现他的才能，因而文化干事往往干的时间不长，就会改行去往行政单位，担任乡镇领导。据我所知，家乡的一位文化站长，就是因为字写得漂亮，被县里领导下乡时发现，经过考察调到县委机关担任秘书的。
文化站的本职工作是辅导当地文艺骨干，组织基层宣传队，开展毛泽东思想宣传，尤其是普及“革命样板戏”。这是当年文化站最红火的日子，也是我与文化站的同志打交道最多的时候。“文革”时期，黄铺文化站的老朱同志，湖北武汉人，虽其貌不扬，一只眼睛还有点破相，但为人随和，成天乐呵呵的，和大人、小孩子都打得热火，平日里大伙并不喊他“站长”，都对他以“老朱”相称。他拉得一手好二胡，悟性也强，排演样板戏是个称职的导演。他经常吃住在我家所在的陈桥大队队部，指导由社员们组成的大队宣传队排演戏剧和根据形势自编自演的曲艺节目。印象中，他很少回家探亲，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岗位上。
唱样板戏，不是指令性安排，而是群众自发的。不管是不是节假日，也不考虑农事。陈桥大队二十八个生产队，队队都唱，《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连场演，有时还应邀到外地演出。除了下雨，没有空隙时间。这个队还没唱结束，下一个队的戏台早就搭好了。唱戏那天，生产队长鼓动说，这几天唱戏，下劲干，早早收工好看戏。全队上下也像过节日一样喜气洋洋。小媳妇还要回娘家接父母来看戏。夜幕刚降临，汽灯“嗞、嗞”地亮了，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高高挂起。锣鼓欢快地敲响了。“锣鼓响，脚板痒”。人们扛着板凳，从四周田埂上涌向稻场。开场前，照例是生产队长致词，燃放万鞭，再正式拉开戏幕。唱戏的，要到晚上十一时收场，翻山越岭，回到家已是深夜，第二天仍精神饱满地上工。看戏的，一本戏不知看了多少遍，仍场场不落，兴趣盎然。许多台词，有人能一字不漏地记下来。看戏的第二天，有的小青年遇到热恋的对象，常学着《沙家浜》中反面人物刁小三的语调，嬉皮笑脸地说：“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呢！”《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与座山雕的对话“怎么脸红了？”“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几乎成了青年人的“问候语”。
我在校是文娱积极分子，有时应文化站朱干事之邀，以场外指导的身份，对有些细节指手划脚地评论一番。日了长了，自然融入其中。一次，在朱塝队演《红灯记》，戏要开演了，扮叛徒王连举的演员因病未到场，大家急得跺脚挠头。常言说，救戏如救火。朱干事提议，让我顶这个角色。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我没有推辞的余地。到了第四场《怒斥》时，我登台亮相。由于起高了腔，唱到第四句，硬是顶不上，唱得脸红脖子粗。下了台，大伙还连声夸赞我救了场。我还顶替扮演过座山雕身边的土匪金刚、《奇袭白虎团》中朝鲜人民军侦察员韩大年等不起眼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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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山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潜山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