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澜三会焦实斋余协中 李传玺
这三次会见是在同古保卫战后第200师后撤休歇期间进行的。
戴安澜（1904-1942），抗日名将，安徽无为人，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抗战全面爆发后，参加台儿庄会战，昆仑关战役等，屡次出奇制胜，重创日军，建立功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保卫中国当时仅剩下的惟一国际援助通道——滇缅公路，国民政府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戴安澜率领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于1942年3月19日首先打响了同古保卫战，经过十二天的激战，歼敌5000余人。30日拂晓，第200师撤出战斗，集结于喀林江，4月1日，转移到大雅，4月3日，奉命从大雅再转移到平满纳北之叶新进行整理，4月5日，全师到达指定地点。
焦实斋（1899-1987），直隶（现河北省）井陉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系。曾参加北伐战争。抗战时期，任第52军参议。1939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国际政治。回国后，任中国远征军外事组主任、驻印军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1949年随傅作义起义。建国后，任政务院参事。1952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后，任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兼团结报社社长，孙中山研究学会会长。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余协中（1898—1983），潜山县官庄乡人。1916年，燕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入卡拉格大学攻读研究生。归国后，先后任南开大学、安徽大学、河南大学教授。抗战爆发后，先赴重庆任国立编译馆编辑。未几，往昆明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远征军赴缅作战期间，曾任远征军外交联络员，驻梅苗从事远征军与英驻缅总督联络协调工作。
戴和余是安徽老乡。戴、焦、余三个人在缅甸从4月3日到4月8日进行了三次畅谈。
戴安澜将军的日记记道：
“4月3日今日在大雅待命。惟念日本侵缅工作已经筹之甚久，凡缅甸和尚，均受日人利用，而和尚在缅甸地位又极崇高，故易号召。入缅作战，困难滋多。夜与焦实斋、余协中畅谈一切。”
“4月5日晤实斋、协中，彼此畅谈对人对世之道，互相引发证明，倍饶兴趣，本日部队到齐。”
4月6日、7日戴接蒋介石命令，前往梅苗接受召见。4月8日，“昨夜瓢背，与实斋、协中，晤谈，回忆三二九之夜（本文作者注：即同古撤退之夜），野宿于山村，而土人赉酒肉及饭，当时余兵败，心中焦急不安，虽盛意可嘉，而心中滋忐忑也。午回师部，夜又赴瓢背开会。”
大战才歇，部队尚在转移整理中，三人就进行了三次会面，如果人不投机，那是不可能的。而那几天，戴将军日记除了记述与蒋介石的会面和简述部队情况外，重点就记的是三个人的畅谈，足见这三次畅谈对行军作战中的戴安澜记忆是美好的、印象是深刻的，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三次都是畅谈，虽然戴安澜将军的日记过于简略，但我们还是可能通过前后文约略判断出畅谈的内容。第一次可能就是谈入缅作战的困难和缅甸民众当时待我之态度；第二次不限于入缅作战，可能属于漫谈，一切对人对世之道都在他们畅谈的范围，而且互相引发证明，彼此越谈兴趣越浓；第三次可能主要是听戴将军谈3月29日撤退的经过和感想。
这三次畅谈对戴将军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4月11日今日仍继续侦察，余近来患一极大错误，即以胜败萦心，今确立战争乃吾人之责任，而非吾人之权利，如此乃能胜不骄，败不馁，今后当永佩此言。”
“4月15日余近日多感不适，此尚不为恶，所最怕者是精神之衰老与意志之颓唐，余自问以一寒士，今日竟能上邀统帅之垂青，官兵之拥戴，本应奋发有为，何以竟致意志颓唐，此乃极大之损害，今后非力去此病不可。”
从这两则日记，我们可以约略知道，三人的畅谈一是可能疏解了戴安澜将军兵败带来的负面情绪，二是可能帮助梳理了远征军入缅作战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复杂形势，三可能是更重要的，即通过畅谈，进一步坚定了戴安澜将军的信心，坚强了他的意志，也可能启发他进一步明确了一个中国军人在抗战中的民族责任，和在当下入缅作战中作为一个高级将领所应持的作战理念。
当然，这三次会见也成了焦、余二人人生中三个极为珍贵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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