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女婿 老女婿

大江晚报 2020-02-06 07:05 大字

人生真是很奇妙。三十多年前,从我老家到无为有多远,我压根儿不知道,自从娶了个无为人做妻子,三十年中,去了那里无数次,它的乡镇我几乎都到过。在安庆、合肥、上海、北京,在哐哐当当的绿皮火车上,在嘈嘈杂杂的菜市场,我总会从南腔北调中立刻辨别出无为口音,“你是无为的?”我用带有老家腔调的普通话问对方,对方有惊讶,也有几分惊喜:“你是哪拐(里)的?”我道:“和县的。”对方回:“那我们是老乡啊!”

是的,我们是老乡,属于同一个地区或者同一个地级市,现在虽然不是了,但“山”和“三”、“子”和“纸”从来颠倒的无为口音,在我听来,仍近似于“乡音”。

去无为,大多是在春节。第一次去,是新女婿。年三十,下午三点了,年饭还没影子,我有点奇怪:这是啥风俗啊?我老家那边一般中午十二点左右就开始吃年饭了,性子急的人家下午一点的时候差不多吃完了。转到厨房,见岳父、岳母和两个小姨子忙忙碌碌,我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便担着水桶去门前的河汊挑水,水担回来的时候,对门的三婶正好瞥见,笑吟吟地说:“大姐夫还真像个做事的样子嘛!”我吭哧吭哧的,还要对她做出笑容,实在是有点吃力。岳父见我把水挑进厨房,提着嗓门说:“哪要你挑的哟,你喝喝茶,我过一会去挑!”我没吭声,担着桶又往河汊去,我要是真把水桶放下来坐着喝茶,岳父大人说不定会想:这是个什么怪女婿啊!

水缸装满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坐着喝茶,顺便吃了几块桌子上的花生糖、芝麻糖,这两种东西比我老家的差多了——我老家的花生糖是名副其实的花生糖,除了点儿糖稀,裹的都是花生米,但这里的花生糖只有几粒花生米,掺杂着太多的炒米,芝麻糖也是“水货”,照样有很多炒米。好在岳母很快就端来了面条让我打尖,大蓝边碗盛的,没几根面条,却赫然卧着一根系了红丝线的鸡大腿,还有五香蛋。

天黑了下来,岳父炸响了几串鞭炮,年夜饭正式开始,我被让到四方桌右边右上的位子上。我还晓得客套,推辞几下,最终还是被岳母拉着坐下了。桌子的上方坐着岳父、岳母,妻子的奶奶坐在上方的最中间,老人家已经80多岁了,还能喝酒,头脑也十分清楚。大概是有我这个新人加入的原因,岳父本来话就少,此时更少了,而我也是初来乍到,不好贸然发挥插科打诨的特长,桌子上的气氛有些沉闷,好在睡在摇窠里的女儿适时醒了,发出一声嘹亮的啼哭,妻子赶紧起身去侍弄,岳父像酒醒了似的,突然说了一句:“振强,我敬你。”他伸过来的杯子和说出的“敬”字吓我一跳。我老家那边长辈从不会“敬”晚辈的,晚辈“敬”长辈,也只用“陪”这个词,比如我弟弟会说:“大,我陪你喝一杯。”“陪”字轻松、随意,但与“敬”字相比,文化含量显然差了一个档次。

妻子的爷爷是位先生,他的小楷习作,简直可以给学生当字帖。老人家去世得早,我无缘见过,但他的影子我在其他长辈身上可以寻得见。岳父兄弟五个,除了小叔之外,四个大弟兄并没读过多少书,但每个人说话、做事都一板一眼,对待客人更是讲礼数。小叔那时还没有成家,吃年饭的时候,他和奶奶便会被岳父拉过来。小叔也是做教师的,我也干这行,他喜欢喝酒,我的酒量正好可以陪他,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多了些,但其实他也是个寡言的人,除了问我一些教学方面的事,也没别的话说,好在我们都抽烟,给对方递一支烟,就会冲消片刻的尴尬。

年饭之后,奶奶要回到大门对面的小房子里,我拉着她,让她多坐一会,岳父说,让她回家吧,我们等一会再过去。过了一会,岳父开始往奶奶的小屋子里去,岳母、两个小姨妹、小舅子也跟着,妻子对我说,我们也去,抱着女儿过去了。奶奶端坐在屋子中间的一把椅子上,面前还有只蒲团,我正有些疑惑,小叔率先跪倒了,双手合十,额头着地,连磕了三个头,奶奶从棉袄的内层里摸出一个红包递给他,小叔起身,笑眯眯地接过红包。其他人依次效仿,也都分别得了一个红包。轮到我,妻子说:“你先自己磕,再替魏然磕一个。”我心里想:你咋不替她磕呢?但我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不可能在这种场合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老老实实磕了六个头。奶奶笑眯眯地递过两个红包。

我们这一家子磕完了之后,三叔、四叔家的人都来了,我们赶紧撤。回到家里一看,奶奶给的钱包居然是19块6毛5分,我问岳母是啥意思,她道:“零钱是子孙钱嘛!多子多孙啊!”岳母说完,又朝我岳父叫了一声:“老头子,发压岁钱!”岳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沓子红包,一个一个发,我们家得了三个,每一个里面照样有几毛几分的“子孙钱”。

年初一,我和妻子分别给住在同村的三叔、四叔拜年,又去给村西头的二伯伯家拜年。二伯伯和我岳父是堂兄弟,但年龄比我岳父要大近十岁,他和二儿子住在一起。老人家也曾是做教师的,性格极为开朗、乐观,退休后大半时间四处走访亲友、学生,不出门的时候,就在房间里写诗,在方格作业本上写,见了我,拿出一沓子古体诗,让我点评,我哪懂古体诗啊?翻来覆去地看,只能说写得好,老人家眯眯笑,显然很开心。

年初二开始,三叔、四叔和二伯伯家陆续请客了。先在三叔家吃,我照样被安排在四方桌右侧右上的位子,我这才知道那是属于新女婿的“专座”,别的人谁也坐不得。酒席之前是早茶,象征性地吃点糕点、五香蛋,然后开始上酒。才九点多啊,怎么就喝酒了呢?好在我酒量有点大,心里不怕。酒斟进杯里,三婶端过来一只碗,把里面的一根系着红丝线的鸡大腿夹到我的碗里,我要推辞,她道:“是给新姑爷吃的。”哦,做女婿还有这么多待遇啊!

妻子家的亲戚多,去每一家拜年,我都吃了鸡大腿,系着红丝线的。妻子的堂哥们都无一例外地称我“大姑大大(姑父)”,那是他们按照家里孩子的身份称呼的,隐隐里有着谦敬。这也是文化吧。

我吃了若干年鸡大腿之后,两个小姨妹、小舅子和妻的堂弟、堂妹们陆续成了家,我沾妻子的光,又成了她们老公和老婆的大姐夫。拜年时,我这个老女婿和新姑爷们一道上门,三叔、四叔和二伯伯家的鸡大腿不够用了,他们也不再跟我客气,把仅有的几根鸡大腿给了更“新”的女婿,不过四方桌右侧右上的位置一直是我这个大女婿的专座。四叔家请客时,他一趟一趟跑过来,看我还在躺着,终于憋不住,开始调侃:“老女婿了,想睡到几点就几点嘛!”

现在,我是更老的女婿了,晚辈中,有更多的人叫我“大姑大大”,还有人叫我“姑爹爹”——我成了爷爷辈了,长辈中,二伯伯、四婶、小叔叔已不在人世,过年时只能想念他们。

□ 魏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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