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怒（1966-）
□胡亮
如果将巴特的有关学说，作为新诗研究的工具，或可捋出一个引人瞩目的小传统：从周伦佑、蓝马、杨黎、于坚到余怒。
余怒非常认可巴特的文本两分法：“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可读性文本充满了“意义”——余怒有时称之为“意思”。写作呢，就是意义对作者的役使，阅读呢，就是作者对读者的役使。作者只是“意义”的复述者，而读者，则是无所事事的被动的懒汉，或者说，乃是坐吃山空的消费者。
余怒不要这个，他向来醉心于可写性文本：一种即兴的、错觉的、暂时的、残肢的、大转折的、未完成的、不稳定的、眼看就要夭折的、歧义纷扰而又能自圆其说的文本。作者不再是复述者，而是无脸者、无名者、无言者，他只提供一份导言、一封《盲信》，“半个身子寄出了/半个身子吃药睡觉”。
余怒会说，“意义在读者那里”——看看吧，读者醒了，在沙发上欢跳，就要反过来役使作者。此种逆向的意义生成机制，让可写性文本变成了无涯的文本，亦即德里达所谓“无限的语义结果”。
现在，就让我们来面对余怒的文本，同时发动两台机器，与诗人合作生产那么几克——也有可能几吨几十吨——意义或无意义。
余怒的写作，面临着——并呈现了——语言的、身体的、以及生存的困境。要求得可写性文本，诗人必定首先自陷于语言的困境——或者说，醉心于可写性文本，也就表明，同时将醉心于语言的困境。
来读《有水的瓶子》，“他坐在概念中/张口一个死结”。要注意这个词——“死结”——诗人还将藉此把我们引向身体的困境。来读《女友》，“为了不同她
遭遇/我将身体打 了 一 个 死结”。从死结，到死结，既是文本的形式，亦是文本的内容。
说到生存的困境，可参读多件作品，比如《守夜人》《苦海》和《孤独时》：苍蝇给睡眠带来了困境，水泡给水带来了困境，鹦鹉给熊带来了困境。
谁也不敢肯定地说，在跷跷板上，熊的这头会落下去，鹦鹉的那头会翘起来——诗人也没有这样说。说到鹦鹉，说到熊，就要说到乌鸦。《雅歌：乌鸦》如何求得胜场？“我”射杀了“乌鸦”，“乌鸦”却成为“我”的“影子”、“尸首”和“殉情的羽毛”。这惊险，这缭乱，这逆转，正是余怒之为余怒。
至于长诗《饥饿之年》和大组诗《诗学》，则有必要另文讨论。余怒虽然还没有写出——也不可能写出——绝对的可写性文本，但是，他已经给读者制造了机遇，让读者极大地提高了对文本的参与度。
倒是组诗《枝叶》，缘于爱情（爱情即意义），差点把诗人拽回可读性文本。《枝叶》还另有价值，那就是引来禅宗，引来公案，既呼应了——又破解了——可写性文本的困境。
余怒托身于江湖，如同得到神授，甫一扬手，便可破空。这样一个邪派高手，他的天赋，不在写出“好诗”，而在彻底拒绝一般意义上的“好诗”。他长期苦练“应左则前须右乃后”（金庸先生语）的波斯武功，试图以更大的荒谬去对抗荒谬——作品由此呈现出一种以毒攻毒的怪异特征。
就这样，余怒已经抛给我们一袋浓缩铀：冷漠，危险，高压降解，炫耀着五十亿年的半衰期。
除了余怒，还有海子和陈先发，有这三位诗人，安庆乃不得不成为当代诗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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