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作为“常州词派晚清代表”的合肥知县

谭献画像

谭献著作《复堂谕子书》

“合肥教案”相关档案

谭献著作《复堂日记》

他虽是一名朝廷官员，但在史书中，他的标签却是“近代著名词人，常州词派晚清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多部书籍。他曾任合肥知县两年，与合肥多位名士有交往。

一起教案与一位知县

随着《烟台条约》的签订，芜湖在1876年（光绪二年）被定为通商口岸，正式开埠。一时间，西方一些传教士以此为基地和跳板，迅速向安徽渗透。他们虽然开了一些“风气之先”，但同时与当地民众的矛盾也日显突出，多起教案频频发生。据史料记载，自同治四年（186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仅在安徽境内发生的案件就多达30余起。1885年（光绪十一年），在合肥就发生了一起教案。

从史料档案记载上看，此案案情其实并不严重，大概就是一位外国人来到了合肥，引起合肥一些民众的猜疑，欲行驱逐。不过此案却惊动了包括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曾国藩的四弟）、安徽巡抚卢士杰、芜湖关道梁钦辰在内的多名官员。更为蹊跷的是，尽管此案由当时的英国署公使欧格讷再三照会到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级官员反复批示，并存档保存，只是经手此事的各级官员，一面明言“仍饬县将为首滋事之人严拿惩办，以儆将来”，一面却几乎毫无具体动作。而事件当事人，负责直接处理此案的合肥知县，更是一边积极表态让手下“饬拿滋事之人”，一边却以“均已逃散无获”来敷衍，使此案不了了之。

这位合肥知县就是谭献。谭献，杭州仁和县人，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卒于光绪二十年（1901年）。亦名廷献、献纶，字仲修，号复堂、半厂、仲仪等。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后春闱屡试不第。谭献虽是一名朝廷官员，但在史书中，他的标签却是“近代著名词人，常州词派晚清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复堂类集》《复堂诗续》《复堂文续》《复堂日记补录》等。

据史料记载，同治十三年（1875年），谭献来到安徽，第二年受安徽布政使绍诚邀请，进入绍诚幕僚；两年后任歙县知县，后任全椒知县、怀宁代理知县；光绪十年（1884年），谭献自怀宁任上转合肥知县，在合肥任职两年后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移至宿松任知县。而合肥教案发生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是谭献在合肥任知县期间。

谭献的合肥“朋友圈”

上文提到，任合肥知县的谭献除一般事务工作之外，与地方名士交往甚广，其中与“庐州三怪”中的王尚辰交往最深。谭献在《复堂谕子书》中提及他与王尚辰是“一见倾心，定千秋金石之交”；也就在“合肥教案”发生的第四天，刚差遣衙役送走卜罗柏教士，谭献便招王尚辰和清流派蒯光典等一起雅集，合肥教案，似乎没发生似的。

谭献到合肥任职，热切交往王尚辰等合肥本土文人雅士，很是自然，这从谭献在任职期间，倾心编写《合肥三家诗钞》即可佐证；他与流寓合肥的各路雅士也是往来频频，以诗词会友，如流寓合肥的丹徒人李恩绶等。

谭献在合肥任职期间，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已达顶峰，合肥本地的淮军官宦阶层已经形成，如何与这些新官宦阶层交际，谭献作为一任地方官是不可能回避的。对于这些，谭献在后来的给孩子的书信《复堂谕子书》中有所描述：合肥襟要全皖，名爵鼎贵，邑长以得罪巨室为恐。吾最简傲，相见以诚，视事数旬，乃知名族无不以礼自持，谦谨过于寒微。贵介中种学绩文者比肩立……别七八年，书问寄怀，篇吟盈怀袖，若今庶常李新吾、今蜀分巡张蔼卿两先生，及蒯翰卿明经，情文擎笃，汝辈于箧衍皆亲见之。”

此信中提到的李新吾，是李瀚章长子李经畲，字新吾，张蔼卿是张树声长子张华奎，字蔼卿，蒯翰卿，是蒯德模四子蒯光典，字翰卿。李瀚章、张树声和蒯德模可都是淮军将领。谭献结交这些人，看来也是合情合理。

谭献一生为文，著作颇丰。2005年，钱钟书先生的遗孀、著名翻译家杨绛先生，将公公钱基博和丈夫钱钟书家藏近百年的一批晚清名家手扎（亲手写的书信）藏品赠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其中就有谭献的手扎。据史料记载，钱基博是著名的古文学家、教育家，1911年，谭献之子谭瑜为感谢钱基博的帮助，将其父谭献手扎一捆送给钱基博。钱收到这批手扎后，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和编订，并为部分写信者编写了小传，按顺序粘贴在毛边纸本上，题名《复堂师友手扎菁华》，并口述一篇《题记》以与评述。而其子钱钟书也对谭献的治学思想、学术精神以及文学价值作了独到的评价。由此足见钱氏父子对谭献尊重与推崇。

谭献诗词中的合肥

谭献在合肥任知县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博览群书，这倒和谭献的一贯作风相一致。从《复堂日记》及《补录》中可以看出，谭献平生的阅读量惊人，同时，谭献交结地方文人，谈古书、做诗词是生活的常态。据传，谭献是五月初七到达合肥，十七日行知县职，六月初六就“以绝句柬谦斋乞竹”。意思就是说谭献到合肥尚不足月，就想用一首绝句词交换王尚辰的一幅画竹。由此可见谭献和合肥名士交往甚密了。

我们回到合肥教案，看看谭献在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左右期间在忙于何事？《复堂日记》中，乙酉年（光绪十一年）全年记事中，多记述“购书”、“阅”、“书评”和与合肥地方文人名士交往之事，对日常琐事也有一些记录，如帮王尚辰鉴定出土铜镜、住中庙观月出等，却对教案一事完全无视；再览《复堂日记补录》，我们也仅仅查到：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谭献开始忙于点校王尚辰之子王修甫的诗文。十五日，将诗文寄至杭州准备付梓。二十一日，邀请王尚辰等一班朋友雅集……似乎十七日晚上发生的那桩“教案”完全没有进入谭献的大脑。谭献对此桩公务，也是公事公办了。

谭献除诗文交友之外，对民生时事也是颇为注意的，仅在安徽期间，谭献对安庆望江一带的水灾、对皖北地区的蝗灾等，均在日记中有所记录，并动情唏嘘。但是，对以上提到的几乎涉及邦交的“合肥教案”十分明显的不以为然，当然他也是办理似尚无误。

对于在合肥为官，谭献似乎兴趣不大，尽管他曾协助《合肥县志》（已佚）和《续修庐州府志》，但这大多是他作为合肥知县的职务行为。谭献在合肥曾作《回县》一诗，应该可以表明其为官时的心志：“羁宦仍为客，如何说是归。”倒是谭献很钟情于合肥及周边的自然风光，他在从怀宁乘船经长江来合肥赴任时，领略了长江及巢湖的美景，随即作诗《江行杂题》，写下了一路惆怅与跌宕心情：“风从襟袖出，日日拂龙山；今古浮江水，何人击楫来。”路途中“无人记往来，前路一茫然”、“脈脈故人心，濛濛渡江雨”；过了巢湖到了合肥，却咏出“一掩旌旗色，中流气象殊；岸花开不尽，高咏过巢湖”。

从谭献著作《复堂诗》中可以看出，到合肥之后，他和诗和词大多与合肥本地文人唱和的多，其中与王尚辰的唱和为之最；而游览合肥景色的诗词也有不少，其中我们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几个景点，如施水、中庙、姥山、包公祠、筝笛浦、教弩台等等都留下谭献的足迹。□鲍雷 程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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