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文化学者汪军再度做客徽派 不会“做菜”的文化学者不是好作家
2017年11月,皖江文化学者汪军首次做客徽派访谈,常河、朱晓凯、刘政屏、章玉政等文化大咖建议其做一本老省城安庆文脉的书籍,第二年5月《记忆场:晚清民国安徽省会安庆城市文脉》就出版了,获得新安读书月好书奖。去年和今年,汪军在上海书展先后推出新著《街头与市井》《归羊》,广受好评。12月24日下午,汪军再度走进古井贡酒合肥体验中心,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徽派栏目,以《长江文化视野下的皖江板块》为题畅聊皖江文化与荆楚、湖湘、江右、吴越、淮扬等文化板块之间的联系。他说文化学者应该像一个好厨师,会选择提炼烹制出一道好菜,而一个人在写作时,真诚地面对自己,就会和相似场景引发的乡愁共鸣一样,在心灵上和更多人找到契合点。
闭合环即为皖江文化重心安庆道一路走来人才济济
徽派:汪军老师是徽派的老朋友了,这次从安庆赶来,坐的是刚刚开通的合安高铁。
汪军:这个高铁实现了安徽人的环线梦,长三角第一条闭合环,从合肥南到合肥南。这个环线也是皖江文化的重心,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清代是安庆府、庐州府这两个地块,民国废府改道,设立安庆道,以安庆、庐州两府为主体。庐州府原来有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无为县、巢县,安庆府有桐城县、怀宁县、太湖县、宿松县、望江县、潜山县。由于教育学区、司法辖区的交融,以及安合公路开通,这两个地域民国后有融合的趋势。当时省城一些主要的学堂,安徽高等学堂,安徽师范学堂,安徽法政学堂,后来的省立安徽大学,生源主要来自这两个地方。安庆道的人才是比较多的。我们就以民国安徽大学为例,大名鼎鼎的刘文典就是合肥人,我们把他当作安徽大学的创始人,给安大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徽派:高铁环线是一个闭合环。
汪军:对。往下就是舒城,出了个陶因,省立安徽大学时期曾任教务长、法学院院长,1946年国立安徽大学创立,是首任校长。舒城还有一个韦从序,国立安徽大学时期的法学院院长。到桐城了,美学家朱光潜,国立安徽大学筹委会主任委员,伦理学家汪少伦,国立安徽大学建校时的省政府教育厅厅长,也是筹委会委员。到了怀宁、安庆,王星拱、程演生曾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王星拱后来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对创办国立安大贡献很大。巢湖市原来叫巢县,一个是杨亮功,做过省立安大校长和国立安大校长;一个是林学家韩安,省立安大创办时期的省政府教育厅长。在这条闭合环走一圈,民国安大的关键人物基本都在这个圈里。
徽派: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想到一个人物。
汪军:这些人物的安徽意识非常强。民国时期这种地域文化认同意识最强的就在这个环线里。杨亮功、孙立人、杨振宁父亲杨武之,考取的都是安徽官费留学,杨振宁在自传中,特别强调自己名字中的宁,不是江宁(南京)的宁,而是怀宁(安庆)的宁。那时候安庆也叫怀宁,杨振宁1922年出生在安庆道合肥县,他有这种地域认同。
徽派:合安高铁开通意义非常大,不仅是对经济,还有文化板块。
汪军:明清时期安徽文化中心在安庆徽州这一带,进士、举人这两个府排在前列。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皖南地区人口大量损失,同治年间随着淮军崛起,人才中心开始转到我刚才讲的这个环线地区。从安庆——徽州到安庆——庐州。徽州出了个胡适,但他出生在上海,早期教育也是在上海。我们刚才列举的环线这一批民国人物,都是在本土成长的,这条环线的人文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很多场景是我们共同乡愁有些东西是写给自己看的徽派:你上次来徽派已经是三年前了,皖江文化研究有哪些进展?
汪军:我对徽派很有感情,三年前很多朋友都过来了,访谈结束后,他们说做一本书很好啊,我本来是没这个想法的。因为讲完已经满足表达欲了。在朋友们的催促和支持下,半年时间书就出出来了,2018年5月《记忆场:晚清民国安徽省会安庆城市文脉》出版,获得当年新安读书月好书奖。
徽派:算是徽派催生的了。
汪军:完全是徽派催生的,否则没有这个想法。出了一本觉得很成功,就一发不可收了。新浪博客时代开始拍照片,进入新浪旅游摄影名博一百强,近年来转向对安庆市井文化的挖掘,那些菜市场、原住民,有的拍完后很快就消失了,是抢救性的工作。以这些街头记录为主,去年《街头与市井》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些市井寻常生活图片,在别的城市也有类似的场景,是共同的乡愁。我们曾经有过的生活的一种怀旧。
徽派:也是对自己记忆场的还原,还有一本小说《归羊》。
汪军:《归羊》也是一种还原,摄影可能是对现场的还原,这是对人物心理的还原。文化记忆就是还原现场,小说走得更远的地方就是对心理的还原。晚清民国,很多文化名人在老省城安庆留下了人生横断面,像严复、胡适、郁达夫、苏雪林。郁达夫在安庆留下的东西更多了,1921年从日本回来,被聘为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预科老师,人生的第一份正式职业,以安庆为题材写了好几篇自传体小说,留下了丰富的生命信息。置身于这样的记忆场,写得很轻松,一个多月,每天两三千字,感觉从灵魂中渗出来的。写完后独自流泪一场,在我生命里烙印这么深的一个人,终于和他联系在一起了,自我感动一番。
徽派:这种联结和融合,还蛮动人的。
汪军:有些东西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的,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自己满足了是第一目的。读者阅读后有反馈是第二层。我的生命已经得到释放了。
“博”是甄别信息的前提学者要和大数据博弈
徽派:你的文化观很独特,来自哪里,什么人给你过启发吗?
汪军:十多年前,在严凤英家乡罗岭看日全食,那里是全球最佳观测点之一。在那里遇见了中国科大的李志超教授,他是研究科技史的,他和我聊天,说宇宙间的东西都是一种信息,你写一本书,讲一句话,都是传播信息。信息的价值在于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越接近事物真相,信息的能量越强。考据精确,这是研究的基础。在原始材料基础上总结出义理,其自然发散的光辉,才有价值。而且可能超出你以前的认知,对事物的认识才有突破,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徽派:大数据时代那么多信息,真伪也有甄别的过程。
汪军:这个问题就很专业了。一般人都会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实际上还是义理先行,从而加深了偏见。对信息的甄别,见识是前提,有个从博到约的阶段。你对文史哲广泛阅读,对历史的概貌有基本了解,自然就能提升甄别的能力。人和大数据实际存在一种博弈,要么凌驾和驾驭这些信息,让这些信息成为你表达的工具,要么被大数据的洪流淹没,成为搬运信息的奴隶。人的综合和提炼能力,就像厨师把一堆菜,做成一道佳肴,口味好不好就是厨师的能力了。材料选取组合,这里面的理念就是综合能力的表现。
徽派:这几年皖江文化研究是你看世界的切入点,作为“大厨”你发现了什么和以前不一样的?
汪军:几个方面的感知。康熙初年安徽建省后,清代民国皖江文化实际就是安徽的主流文化,特别是清末新政以来,新式学堂提供的平台,聚集了许多全国一流人才。清末民国的安庆报刊档案资料的发现,我觉得可以媲美明清徽州文书,没有文献基础就没法研究,徽州学与藏学、敦煌学并称,就是因为它们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皖江文化的基础现在很踏实,研究很扎实,不是隔靴搔痒。皖江文化是近代型的,是文化转型期的一个标本。以前看到的是轮廓,现在看到的是毛细血管。
第二个就是皖江文化和周边板块的联系越来越多,《归羊》就是从上海的视角看安庆(A城),郁达夫是从上海到安庆来的,乘江轮在这两个城市来往。在上海待久了,到安庆来,也是心理治愈。之后安庆待久了,又去上海,毕竟大城市有更适合自己的平台。文化板块联系紧密,城市也没有必要通吃,功能可以相互弥补。一个城市的发展要结合自己的城市个性,过于趋同性,难免导致马太效应。《归羊》在上海、江苏非常受欢迎,读者很多是高校师生、城市白领,有的带着书到安庆来寻找灵魂的归属感,平静地欣赏日出晚霞,这是文学的疗伤和治愈功能。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蒋楠楠/文
薛重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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