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升为何“兵败倒马坡” 陈何来
柳升（1360-1427），怀宁县清河乡清河村人，明朝著名将领，统领神机营，战功卓著，封光禄大夫柱国安远侯，掌管右军都督府，正一品，宠待在列侯右，死后葬在怀宁县清河乡李家柳林，赠为融国公，谥“襄愍”。
明朝宣德元年（1426），原属大明的交趾地区（又叫安南，今越南）的黎利叛军攻克交趾中部城市新平、顺化等地，对大明军队形成包围之势。当年冬天，明宣宗命成山侯王通征讨黎利，王通大败，退居云南。朝廷无奈，又命安远侯柳升为征虏副将军，充任总兵官，帅步兵和骑兵共七万人，会同驻守在云贵一带的黔国公沐晟前往讨伐黎利叛军。当时叛军声势浩大，柳升一路受阻，一路破敌，终于在第二年（1427）冬季攻破镇夷关（今友谊关），行至倒马坡（今广西友谊关景区内马鞍山炮台附近），柳升带领随从百余骑先驰度桥，行至中间，木桥断，连人带马掉进泥沼之中，伏兵万箭齐发，柳升中镖而死，明军被叛军重重包围，官军殊死搏斗，七万人无一生还。随后，王通私自将清化以南之地划给黎利。沐晟不战而退,大明失去对交趾的控制权。兵败失地，文臣们谏书不断，朝廷自然要追究责任，宣宗亲自过问，做出如下处理：一、判决王通死罪“斩监候”，入狱，后释放而启用；二、判决沐晟停职，“封（剥夺）其章（宝印）示之”；三、命将柳升尸骨运至家乡怀宁，简葬入土，（正统十二年，赠柳升“融国公”，谥号”襄愍”），剥夺柳升儿子柳溥爵位，不久重续，总京兵营、神机营。客观地说，朝廷这样的处理结果还是比较妥帖的，既维护法律尊严又彰显仁义道德，既严肃军纪又安抚军心，可以说是体面又体贴。
对这次兵败失地的原因，清朝张廷玉主修《明史》时认为柳升“勇而寡谋，遂及于败”；民国时期蔡东藩也在《明史演义》中论述“王通、柳升，俱非将才”。柳升一生五次战漠北，两次征交趾，镇宁夏、平叛军、追倭寇、营建北京城，先后统领明朝战略部队神机营、总领护卫京城的京营兵、掌管朝廷右府，封侯、封公，深受五代皇帝宠爱，给这样一位忠于朝廷、有勇有谋、战功卓著的将军贴上“勇而寡谋”的历史标签，未免有失妥当。柳升“兵败倒马坡”的原因，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从历史背景、战争的正义性、战场环境、民族独立运动规律和明朝军事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大明官员的“黑色统治”，导致交趾民不聊生、反声一片，征讨缺乏正义性。
永乐五年（1407），张辅、柳升平复安南，明朝在安南设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实现了对安南国的全面统治。一开始，还实行仁政，明成祖下诏希望地方官员把蛮民当子民对待，鼓励经济、文化交流。第一任行政长官黄福也有所作为，在各州府县设儒学、阴阳、医学、僧纲、道纪等司，实行廉政、整治腐败，推行教化，安抚人民，深得当地人民拥戴。
然而，好景不到两年时间，自从黄福被其手下马祺诬告“有异志”而被调离交趾后，交趾的政治环境陷入黑暗之中，《明史》记载“交人（越南人）苦中国约束，又数为吏卒侵扰，往往起附贼，乍服乍叛”。明朝派驻在交趾的官吏素质不高，“郡县官多两广、云南举贡，未历国学，遂授远方，牧民（管理人民）者不知抚（安抚）字，理刑（审判）者不明律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安南叛服》）这些官员没有历经仁义之学，不知安抚人民，不明法理，天高皇帝远，无所约束，胡作非为，整个行政系统贪暴盛行，故“洽不能制，反者四起”。明朝庭对交趾采行繁重的税务及赋役制度，粟、丝、绢、盐等无所不征，掠夺性开发当地矿产资源，凡是金银、玉石，均运回大明。强令当地百姓上山寻找象牙、犀角，下海采集珍珠。另外，土产如胡椒、香料，以及珍禽异兽如鹿、象、龟、雀、猿、蛇等，都大肆搜刮，交趾人民遭受灭顶之灾，陷入无尽的愤怒之中，最终发出了声嘶力竭的怒吼——“顷因胡政（指大明统治）之烦苛，致使人心之怨叛——稔恶殆二十年——昆虫草木，皆不得以遂其生；鳏寡颠连，俱不获以安其所——神人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大越史记全书·平吴大诰》），反抗者队伍不断壮大，形成全民皆反的强大势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无奈反抗者的无情镇压，就让柳升的“倒马坡之战”失去了正义性，没有正义性的战争必然失败。
二、明宣宗既主张议和，又派兵征讨的矛盾态度，导致交趾战场的三路大军分别出现“守、退、攻”的混乱局面。
明宣宗朱瞻基是仁义君主，创“仁宣之治”盛世，对于交趾的反叛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自1418年黎利起兵反明，大明派遣多路军队前往征讨，历经八年，损兵折将、耗费钱财，没能取得一点胜利，反而让黎利越战越强，势力迅速扩张。宣宗宣德元年（1426）春三月，总兵陈智、方政征讨黎利，进至茶龙川，又以失败告终。得到败讯，明宣宗视朝后，直奔文华殿，大学士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等人恭立两侧，宣宗对交趾的战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太祖皇帝祖训有云：‘四方诸彝及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孙毋倚富强要战功。\’——昨遣将出师，朕反复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为何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安南服叛》），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宣宗说得非常委婉，其实意思再明白不过——“那么偏远的小国，收的税钱还不够管理的费用，老百姓也不听话，为了一点大国尊严，年年用兵，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随它去吧！”在中国，自秦帝制以来，任何英明的治国方略都会引起正反两派的争议，往往反对派即顽固派的势力还略显强大，这次反对宣宗的是资深大学士蹇义、夏原吉，他们说：“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劳费多矣。二十年之功，弃于一旦，臣等以为非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安南服叛》），明显持反对态度，而杨士奇、杨荣的赞成票虽然数量对等，但实力显然不够。即位不久的朱瞻基还依靠大叔们帮衬，两派都不能得罪，稀里糊涂地演绎了一场自以为是的“黑白脸”：1426年12月，他一方面派安远侯柳升为征彝副将军，领7万人马由广西进入，黔国公沐晟为征南将军带领当地驻军由云南进入，命王通留守原地（今越南清化一带）练兵，等候柳升大军到来，三路大军共同讨伐交趾；另一方面又选派交趾民众奉为父母的尚书黄福，前往议和。表面看起来，这样的安排似乎非常英明，类似于近代美国“大棒加胡萝卜”的外交策略，既可彰显大国尊严，满足老臣们的虚荣心，又可以实现自己议和目的。然而，明宣宗这样既战又和的矛盾态度，却给交趾前线制造了混乱。
首先，驻扎在清化一带的王通本来就屡战屡败，不想再战，把皇帝叫他“守城练兵”的旨意执行得十分到位，还提前为皇帝“代言”，私下派人和黎利商议，把清化以南的土地划归叛军，自己退居云南，死守不出。说王通在为皇帝“代言”一点不为过。1427年春，前线战事正酣，宣宗第二次巡视文华殿，再次传达了他的议和旨意——“朕志已定，无复疑者——当令黄福专意求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安南服叛》），从战后对王通的处理（“斩监候”，入狱，后释放而重用）上也能看出王通执行了皇帝的意图。这对君臣默契的“一唱一和”，壮大了叛军势力，截断了柳升的进军路线。其次，黔国公沐晟在云南边境也是边战边退，宣宗要求沐晟配合柳升进入交趾的命令被“搁置”一边，也源于宣宗的“议和”旨意。沐晟何许人也？开朝功臣沐英的儿子，沐英又是朱元璋的干儿子，论起辈分，沐晟还是宣宗皇帝的叔叔。贵为当朝皇叔，一方面有资格也有胆量保全自己，另一方面正确地领会了皇侄儿的工作思路，所以沐晟的退却，似乎也很合理，难怪，清人张廷玉在总结这场战争的败因时对沐晟只字未提。这样，在宣宗的“运筹帷幄”之中，本是三军协同作战，结果变成了柳升的孤军推进，王通的“守而不战”增加了柳升前进的难度，沐晟的“且战且退”切断了柳升的退路，叛军势力大增，“孤独求败”——成了柳升和他7万大军的唯一出路。
三、北方远征的疲惫之师，难以适应南方恶劣的地理、气候环境，进军之路险象环生。
越南地区是典型的亚热带雨林气候，山岭层叠，丛林密布，即使在冬天也是瘴气弥漫，在明朝以前都是流放犯人的目的地，判了流刑的人，在那里很难存活。1426年12月，柳升大军从南京集结出发，自丘温（广西崇左县）进入交趾，于1427年9月先后攻下隘留关（崇左县内）、镇夷关（今广西凭祥市友谊关），进入支棱之野（即支棱关，在今越南谅山省支棱县），山势越来越高，山路越来越崎岖逼仄，且贼军沿途据险列栅、伏兵重重，行军作战十分艰难，这是军事地形学上的死亡禁区。此时的官兵们已极端疲惫，这些来自北方的士兵们很难适应这里温热潮湿的气候，很多人都已病倒，保定伯梁铭、尚书李庆都病得厉害，以此疲惫之师去剿灭虎狼之敌，已十分危险，可是，柳升已没了退路。有人说柳升“辞色皆骄，不听劝阻”,然而，在那种没有退路的艰难环境中，柳升的“辞色皆骄”恰恰是沉稳、自信的表现，有利于稳定军心、鼓舞士气，和他的“步步为营、快速进攻”的作战方针密切吻合。
四、安南本是独立国家，附属大明是征服的结果，安南民族独立运动必将取得胜利。
安南自古称大越国，有相对统一的地理生物圈、发达的语言文字、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有效的国家管理制度，“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故刘（音yǎn）贪功以取败，而赵卨(音xiè)好大以促亡；唆都既擒于咸子关，乌马又殪于白藤海。稽诸往古，厥有明征”（《大越史记全书·平吴大诰》）。可见安南（交趾）实为文献之邦，独立王国。1427年的战争是安南人民反抗大明黑暗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民族独立运动的必胜性决定了柳升的7万大军终将被潮流淹没。柳升的倒马坡之战就像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不是败在统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能力，而是败在“独立的民族、独立国家是不可征服的”历史规律面前，这一点，作为下属的柳升是别无选择的。
另外，明朝的“五军”分散的管理体制和“世袭”的军官制度，容易产生战场上的“山头主义”和保守思想，这也给柳升的失败设置了制度牢笼，作为体制内的柳升是无法改变的。
综上所述，柳升失败并非“勇而寡谋”，而是有很多个人无法左右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正统史学家们不能再以成败论英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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