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严师 祖 儿

算起来，我家居然出了三位教书先生，他们分别是我爸、我哥和表哥。严格地说，表哥本不算，但他在我家读书考学，工作以后又一直在身边，和我们既近且亲，所以，理所当然地算作了自家人。

我爸毕业于五十年代的怀宁师范，在那个年代，可以算是为数不多的凭读书从农家走出来的凤凰男吧。我爸是个严厉的人，俊朗的一张脸始终挂着霜，用今天的流行词来形容，叫“高冷”再合适不过了。想像他站在三尺讲台，一定目光如炬，能精确捕捉到隐藏在任何角落里的小动作与思想的小涣散，然后用追光牢牢定格。我常常庆幸自己没有做过他老人家的学生，不敢想象终日在聚光灯下的日子该怎样度过。

事实上，我爸从教的时间极短，学校发生的一起财务失窃案件，使他在侦破方面的才能得以展现，不久就被调离教师岗位，从此半生辗转于司法部门。但作为父亲，他的教育天职并不因转行而就此放下，繁忙的工作之余，他通常会以检查作业的方式，用戒条代替教鞭，帮助我们抓住重点，纠正错误。我至今认为，这种教育方法真是糟糕透顶，因为除了记住了疼痛，记住了对那门课强烈的抵触，该记住的什么也没记住。

我哥和表哥一文一理，同年双双金榜高中，这在八十年代初，一届高考可能全班覆灭的年代，一门两进士，在小城引起过不小的轰动，也让我爸着实骄傲了一阵子。

毕业后，我哥和表哥都分回母校任教。我哥刻苦、勤奋、肯钻研、敢实践，很快在教学上就见到了成果。我哥做过我一个学期的老师，他对学生相当严厉，尤其对调皮捣蛋的学生，往往会有气贯长虹的举动。因为太年轻，在没有积累下威严的情况下，只能靠高压震慑。这样想来，不知当年我爸的高冷，是否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好在我哥并不高冷，高压也是有指向的，讲起课来深入浅出，游刃有余，深受学生们喜爱。

后来总结，我哥对我的“贻害”，是因为对我太慈悲，课堂上对我的提问，永远是留有余地的，预计答不上的，绝不让我难堪。有了稳固的大后方，人就会变得不思进取。现在想来，身为教师子弟，也未必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教师对子女和亲人的教育要么失之于严，要么失之于宽，反不及对待他人得体。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没有出过语文老师，使我在没有抵触也没有依赖的情况下，扎扎实实学好了一门课，挣下了安身立命的本钱。

后来，我哥考取了上海财大研究生，转战证券业，成了名副其实的金领一族。我知道，他的心里有翅膀，以他的踏实与勤奋，这个结果必然！

表哥年轻的时候像极郁钧剑，五官神情都像，唯独说话不像。有一种人就算少小离家，语言已早早打上家乡的烙印，在异乡生活一辈子，也还是乡音难改，表哥就是这种人。他说话方言重，语速快，听起来着急，风风火火，别人说话是走路，他说话是跑步，这也就注定了他在教学上难有建树。

表哥不曾教过我，授课如何不得而知，但私底下，我是请教过表哥题目的。看得出来，他很尽心，一道题用N种方法解给我听，他不停地讲解，不停地写写画画，语速极快，最后笔尖在纸上一顿，目光炯炯地看向我。见我神情迷茫，又立刻换一种解法，依然是一路小跑，风风火火。这样的一场请教，两个人都好累，他不解，我已经说得这样明了，你为何还不明了？我委屈的是，你这样霹雳闪电，让我如何明了？

这样的情形在表哥的教学中大约是经常遇到的吧，我猜，因为表哥对教学渐渐生出了厌倦，他觉得自己满腹严密的逻辑与运算，无法得到畅快的施展。若干年后，表哥终于如愿调入税务，再无需对牛弹琴，再无需恨铁不成钢，他和数字之间，摆脱了懵懂的第三者，终于可以直接对话了。而数字，也在他庄严的制服下，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感，他终于给自己满腹屈才的数字找到了圆满的归宿。

写到这里，突然一个结论像烤熟的面包一样跳出来：教师干好了，什么都能干好，教师干不好，至少还能干点别的。我想，这个结论表哥如果看到，一定会说不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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