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楼，我的精神原乡
日前，江少宾散文新作《大地上的灯盏》由黄山书社出版发行。该书着力刻画了二十种盛行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间手艺及其从业人员，木匠、篾匠、铁匠、瓦匠、裁缝、货郎、剃头师傅、算命先生、鼓书艺人……形象再现了逝去的乡村生活以及民间艺人的命运遭际。全书装帧精致，插页精美，既是一部为民间艺人塑像的非虚构力作，也是一部志在为乡土中国立档的南方乡村风俗长卷。
江少宾，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供职安徽广播电视台，业余写散文，作品曾获人民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冰心散文奖、西部文学奖等，被评论界誉为“葆有底层立场、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对时代变革中的世道人心有着深入而细微的观察和理解”。从《打开的疼痛》（作家出版社，“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8年卷）到《回不去的故乡》（广西师大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再到新作《大地上的灯盏》，江少宾一直在写他的家乡——安徽省枞阳县一个叫“牌楼”的小村庄，他笔下的牌楼如绵绵细雨，温润而伤感，正如著名作家刘亮程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江少宾的散文中，我读到他对家乡事物的绵长耐心。那个终将老去的家乡，在他的文字里慢下来，也活下来。”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庆师范大学教授江飞评价说：“庄重虔诚地匍匐在乡村大地上，与乡人村民声气相通、情意相连，是江少宾始终坚持的写作姿态。在这本书里，他试图通过小说化的叙事，为我们刻录已经或即将被生活和历史湮没的民间技艺与民间记忆，让那些最卑微的民间艺人的生命重放光彩。不隐恶、不虚美、不煽情，这样的散文书写，写下的既是个体的经验，更是时代的镜像，显示出真实深广的社会历史蕴涵和沉着悲慨的审美风格。”《大地上的灯盏》出版之际，本报记者对江少宾进行了专访。
记者：以家乡的人、事为题材，你接连出版了两部散文集《回不去的故乡》和《大地上的灯盏》，这两部作品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
江少宾：《回不去的故乡》写的是牌楼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直面一座村庄的苦难、疼痛和衰亡，属于“正面强攻”；而《大地上的灯盏》相当于“迂回包抄”，比较具体地写了二十位民间艺人，通过他们的命运遭际，追忆即将消逝的农耕文明。这两本书都是写人的，和村庄的命运相比，我更关注人的命运。文学作品不一定要直接反映当下的社会生活，但作家应该把自己对当下现实的思考，艺术化地渗透在作品中间——这是我一直追求的写作境界。
记者：作为书名，“灯盏”这个意象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吗？
江少宾：这个书名其实已经有人用过了，后来我和张月阳老师商量，最终还是决定用，不怕重复，咱得有这个自信。“灯盏”这个意象具有民间性，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灯盏。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怀念旧时的乡村？在我看来，不是因为“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而是因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和谐之美，手艺人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可或缺。手艺人见多识广，受人尊重，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高考落榜的农家子弟，学一门手艺依旧是最好的出路之一。旧时的乡村就是手艺人的乡村，凳子、椅子、草帽、箩筐、镰刀、锄头、刀、床……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器物，都是手艺人纯手工完成的。如今，纯手工的器物已经很少了，机械化之后的器物再无人的体温。没有手艺人的乡村，逐渐成为一潭死水，乡村沉寂，是从手艺人逐步退场开始的。《大地上的灯盏》就是这样一部向民间艺人致敬的作品。
记者：这本书中的不少人都有名有姓，比如剃头师傅、木匠、瓦匠、铁匠，都是真人真事吗？
江少宾：这本书写到的民间艺人，都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有些人还健在。都是化名，也有些移花接木的情节，毕竟得为长者讳，也怕有人对号入座，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现在自媒体太发达了，我有一篇旧文在家乡人的微信朋友圈里流传，有人说我侵犯了她的姓名权和名誉权，要我登报道歉……吃一堑长一智。不少师友提到我“小说化的叙事”，“小说化的叙事”不等于小说，只是借鉴了小说的叙事策略。这涉及到散文写作的边界问题。散文最大的文体属性就是真实，情感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我”可以是我，但也不妨是他人。修辞立其诚。
记者：乡愁是文学永恒的母题，关于乡村的文学作品也非常多。你如何评价自己写牌楼的散文？
江少宾：对于我个人来说，写作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了。写牌楼一方面是因为我特别想写，这种纸上还乡的方式能让我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慰藉——没有父母的老屋，炊烟不再升起，我已经是牌楼的客人了；另外一方面是牌楼能给我灵感，从牌楼出发，我能抵达肉身抵达不了的地方。我写牌楼的散文主要集中在《回不去的故乡》和《大地上的灯盏》这两本书里，还有几万字没有发表，暂时也很难出版。
牌楼的散文里有我的呼吸和心跳，其他方面我就不说了，我说了也不算。
记者：你不止一次提到牌楼已经变了，具体都有哪些变化？你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变化？
江少宾：这些年牌楼一直在变，最大的变化就是“空心”，常住人口从一百三十多个骤减到十几个，年轻人没有了，学龄儿童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所谓的“空巢老人”，由此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治安问题、养老问题，等等。另一个变化是房子越盖越好了，都是楼房，接上了自来水，用上了热水器、电饭煲、洗衣机，物质生活和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前些年土地基本上都处在抛荒状态，后来集体流转给了种粮大户，于是田里又能看到早稻、小麦、棉花。这些变化可能全国各地都在发生，区别不会太大，但每一座村庄又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一座村庄都生活着不同的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写的故事，他们是乡土中国的鲜活标本。
很多人面对这种变化都有一种无力感，包括我自己，故乡安不下肉身，异乡放不下灵魂。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还是应该从良知出发，书写那些真正触动自己的人和事，表达当下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能对这个时代有一些思考和担当，而不是置身时代之外，一味地浸淫在“小我”的世界里，满足于贩卖一些无关痛痒的二手经验。文学是有力量的，至少会对自己有影响，倘若能影响更多的人，当然更好。
记者：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写牌楼？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江少宾：散文是很难高产的，消耗极大，像我这种依赖“一手经验”的人，只能在牌楼这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埋头深挖，那是我的精神原乡。在我，生活是第一位的，写作只是很业余的爱好，我从不制定具体的写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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