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此母不生此子
□合肥庐璐安子
一般说来，古代中国的妇女是卑微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说她们的头上套着“四条极大的绳索”，在与男子遭受同样的“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之外，还多了一项“夫权”的压迫。但旧中国的妇女又是伟大的，一以贯之的孝文化把她们推上了不容置疑的尊贵地位。二十四孝中，明确表述“孝母”的就有15例之多。通过对子女的教导，她们实现了地位诉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她们调教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之栋梁。
2017年初，朋友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他们搜集的有关枞阳文史的故事材料，希望我们能从中找出与时事有所关联的题材，创作一个黄梅戏剧本。一则“陶母封鲊”的故事，映入了我们的眼帘。陶母即陶侃之母湛氏（一为“谌氏”，此依《世说新语》），与孟（子）母仉氏、欧（阳修）母郑氏、岳（飞）母姚氏，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封鲊”又作“退鲊”，说的是陶侃初入仕时，借职务之便，以当地特产的干鱼孝敬母亲。陶母收到后立即原封退回，并附书指责陶侃：“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这正是一则母亲教育子女持正守恒、廉洁清明并为子女做出榜样，营造清廉生态的典型事例。进一步研读相关史料后，我们发现有关陶母湛氏的故事还有很多，如“戴孝扶柩”“教子惜阴”“截发延宾”“赠子三土”等。这些故事虽然各不相关，但所体现的却都是我国古代伟大女性所共有的坚韧与大义。我们觉得，表现一个母亲对子女的塑造、家庭对忠臣良将的养成，或许更有意思。
纵观“四大贤母”，其伟大之所以被认知，皆因子女成就非凡。这就需要我们在表现她们的“不凡”之时，还必须同时显现其子女的伟大。子女的伟大是“果”，母亲的伟大是“因”，但这种“因果”往往却并不在同一时空发生。尤其是子女一旦出仕，就是与母亲及那一种曾经的教育的告别。也就是说，如果子女的伟大是“现在时”，母亲对他的调教就是“过去时”；母亲的调教是“现在时”，子女的成功就是“将来时”。戏剧结构最怕的就是主人公不在冲突现场。朋友之所以把这个故事放在他们搜集的材料中，是因为县志上记载陶侃曾在枞阳做过县令，其“读书台”、“洗墨池”和“惜阴亭”旧址至今尚在。他们当然希望这个戏的主要故事要发生在枞阳，发生在陶侃身上。为此，我们选择了倒叙结构，让陶侃在主动辞官后率子送母亲灵柩回乡。一方面打破了正常的戏剧时序；另一方面又恰好映射了其母当年戴孝送丈夫陶丹灵柩回乡的情境，把人物行为的传承性导引出来。当陶侃向子女们讲述自己的经历时，其实也就展开了我们对陶母湛氏的讲述。
为此，我们把史料中的“函退”改成“面退”，让陶母亲自登门当面“退鲊”并教育陶侃。一方面表现了她对“小节”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解决了时空的分离问题。使得尽管在儿子任上，尽管要表现子女作为，湛氏仍然处在事件的“当场”。“截发延宾”原本是陶侃入仕前，湛氏在家中为接待孩子的客人所作的义举，我们也把它挪移到了陶侃的枞阳任上。由此，她给陶侃树立的是待人以诚的榜样。最后“赠子三土”，让奉命出征的陶侃牢记根本，胸怀大义，清白做人。陶侃终其一生虽职务屡有变动，所处的境遇各有不同，但母亲的影响却从未缺席。尾声又回到开场，陶侃在扶柩归乡途中溘然长逝，走完了他闪耀着母亲精神光辉的壮烈一生。
如果说，孟母三迁是一种纯洁捍卫，欧母涂狄是一种志向培养，岳母刺字是一种使命弘扬的话；那么，陶母的这一系列行为就是一种理想人格的塑造，以身垂范。如此，社会便不缺良人，军队便不缺良将，国家便不缺良臣。从这个意义上说，女人便也不再是弱者，她们已然是社会精神和范式的缔造者。诚如同时代官员范逵所言：“非此母不生此子。”明人张九韶也在《重修陶母墓记》中感叹：“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可用？”
试想，世间还有什么比为国育人，更见伟大的事业与人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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