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洪水来临时……

铜陵日报 2020-07-28 09:26 大字

□陈旭升

庚子年,疫情刚过,水汛又来,枞川大地,再次进入一级响应。巡在白荡湖西岸大堤上,仿佛2016年大水,发生的那些事儿,又历历在目。

那年七月初,天破了。一连数日,大雨倾盆,降水量破了历史,作为枞阳县财政局工作人员,我奉命驻守在白荡湖西岸革命圩。不几天,一眼望不到边的白荡湖便湖水抵顶,白浪滔天。湖水就像吊在头上的天河,晃来晃去。

白荡湖西岸,有个沿湖村,百十户人家,住在革命圩堤埂内。1983年破堤,他们的房子没了,家也没了,有的就在堤埂上搭个窝棚,算是安了家。有的就揣个饭碗走天涯,人在哪,家就在哪。一提起那段日子,上了年纪的沿湖人,似刀尖戳心,伤心掉泪。

那年雨不停地下着,比1983年来得还要猛,还要狠,险情也在发生……

转移

2016年7月2日,风雨飘摇中的白荡湖西大堤,也许是扛不住连日来的飓风骤雨,傍晚时分,紧挨革命圩上游的一段堤埂出现滑坡。抢险队来了,子弟兵来了,而同时一纸命令也火速传到村里——百姓转移。

那晚,也是一个风雨交加夜,整个村庄就像掉进黑洞里,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水。我们凭着感觉,寻着灯火敲门。

不少人家,一开门,看见我们这些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拄着拐杖、湿了衣服、淋在雨中,连忙把我们让进屋子里,递上一杯热水,有的从包裹里掏出鸡蛋,塞到我们手上。有的说着激励的话语:“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放心!”第一批转移的几十户人家,没有一户,没有一人,说个不字,百姓们含着泪,锁上门,背个包袱,默默地从家中走出。

九点多钟,当我们敲开一户没有灯火的人家时,一位头发满白的老人拄根拐杖,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他是个退休教师,七十多岁,老伴瘫痪,常年卧床。老教师痛苦地对我们说,“她那样子,也许活不过几日了,就让我们老夫妻留在家里吧?”“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他老伴躺在那儿,卧成一团,不停地哼着。他一边捏着老伴的手,一边淌着眼泪。镇干部拿起手机,与堤防一线的村支书进行了联系。不一会儿,来了几个劳力。我们轻轻地将他老伴移到躺椅上,一个干部撑着伞,一个干部将身上的雨衣脱下,覆盖在她的身上,一路护送。安置点,也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

夜深了,雨越下越大。村庄里一片寂静和黑暗,就连狗也少了叫声。就在我们返回的路上,突然,在村庄最洼处一片房子里,却亮起一处灯光。此时,我们肚子又饿,身子又冷,每走一步,都感到吃力,但我们还是不放心。

不一会,我们寻着光亮,就来到那家门前。门头上吊着一盏灯火,在风雨中,昏昏暗暗。那人蹲在地上,埋着头,弓着腰,一只手拿着长长的铁丝,一只手拿着老虎钳,将一根根碗口粗的木料,用力地捆绑在一起,嘴上却咬着一根玉米棒。

村干部看见是他,老远就喊了一声,“老队长,你不在堤上,怎么回家了?”

老队长直起腰,用手臂在脸上摢了几下,抺去脸上的雨水,眨巴眼睛,边嚼着嘴中的玉米,边回着话,“支书叫我回来,把家收拾下。”

他是个老队长,水边长大,对防汛有经验。前几日,他让妻子带着母亲去了亲戚家,就参加了村里抢险突击队,几乎是天天守在堤上。

村干部有些不解,便问他,“有安置点,还扎木筏干嘛?”

“救急呀!”老队长一边不停地干着手中活,一边应着。雨水淋透他的身子。

原来,老队长扎木筏,是为了乡亲。万一圩破了,哪家有个啥事,木筏便可当船使。1983年,他划着木筏,帮了群众不少忙。

保堤

沿湖村不远处,是省属海螺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年产千万吨,既是财政的“钱袋子”,也是附近百姓打工挣钱的一座“金山”。二道临时防洪坝建成后,沿湖村被箍在坝外,成了一块“孤地”。

老百姓开始不知情、不理解,特别是岁数大的人,误以为我们弃堤不保,而引来一场风波。

那晚有十几个村民来到防指所讨说法。有个干部做解释,他们听不进去。一位老人坐在地上,还哭起来。“这是我们的家啊。圩要是破了,我们去哪儿啊?”

防指所就像炸了锅。

领头的那个年轻人,一边捶着桌子,一边甩出几句硬梆梆的话来,“只要你们保堤,打桩没木料,就拆我家的屋!”顿时,保堤就成了一片呼声。

“我家有木料。”

“我家有麻袋。”

屋外,雷声轰鸣,却没有盖过人们的决心。

当晚,那个年轻人就坐在防指所里,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往外地,通知沿湖人回家。

他自发地成立了一支二十多个年轻人组成的义务抢险队。以后的日子里,这支抢险队如同“敢死队”,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哪里有险情,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需要垒埂,他们就大包小包地扛;哪里需要抢险物资,他们只要家里有的,都无偿拿出。他们光干活,不要钱,也不吃村里一碗饭。

十九个村民组组长也自发的来到防指所,要求将堤埂划成十九段,由他们组织村民巡堤看守。汛情重时,几百人上堤。

村子里,有个三十多岁的残疾人,平时,他以三轮车代步,抢险时,他来了,送麻袋,拉石子。

1983年大水后建起的一座涵闸,漏水了,识水性的村医冒着危险,跳下几米多深的泄洪沟,潜入闸底,摸水漏。

那段日子,滔滔的湖面上,天是黑的,水是黑的,湖水一天一个高度,险情也在一次一次地发生。危险的时候,湖水漫过埂头低处的大堤,那夜,河道对面的大堤崩了。那种崩岸声,如同炸雷,刺痛人的心房。我们的心也是绷着悬着,就像拉满的弓弦。

在我们最困难和大堤最危险的时刻,2016年7月3日,预备役官兵30多人来了;4日夜,铜陵100多名公安干警来了;5日,海螺抢险队来了;13日,“百将团”100多名子弟兵来了……

一条两千多米的湖西岸革命圩大堤,水涨堤长,风雨不可摧!

舍弃

白荡湖,几十公里长,与长江相连。江水顶托后,湖水也不得排放。湖内,超高度水位,与一片丰收的圩内高差十几米,弄不好就会崩堤。拉闸、放水、撑堤,是唯一选择。

那天,村支书捏着一纸命令,坐在埂头上,望着一片片绿油油将要成熟的稻田,和一块块合有几百亩水面的鱼圩,他一个劲地抽烟,脑子乱得就像头上那片黑云,压在心上。这怎么跟村民开口呢?

他喊来几个村委,商议半天,大家也是顾虑重重。

“这怎么行呢?我们是干部,关键时刻,决不能含糊!”他把一根没有点着却有点潮湿的纸烟,甩在地上,“我去!”

在防指所里,不一会,那个养鱼大户来了。那人未进门,就听见大喇叭似地嗓门在叫唤,“那损失怎么赔啊?不说妥了是不行的。”他的态度很坚决。他妻子也跟在身后,一边抹泪,一边说着,“圩保住了,干嘛还要放水呢?”

他长得五大三粗,个头一米八几,像个铁塔。我认得他。他是村防汛抢险队队长,打桩、下水、干重活,他都走在前头,说话硬气,也有威信。抢险驮包,他一人驮两包,有股使不完的力气。他承包的鱼圩,就在防指所旁边,几十亩。有时,我们伙食不好了,他就下河捉几条鱼上来,也不要钱。

现在,我们要他把辛辛苦苦保起来的圩口,再翻过个儿,把湖水放进圩里,毁去到手的粮食和渔产,他心疼,也不舍得。是啊,那可是一沓一沓的钞票和一年的口粮啊!

村支书拿出放水命令,一字一字的给他念着,语气也非常严肃。他瞪着牛眼,认真地听着,渐渐地,他再也不说话了,走出门外。忽地,他就像个孩子,坐在门前石阶上,抱着脑袋,痛哭。

俨然,这倒悬的湖水,不仅在拷问人的毅志,也追逐人们作出牺牲。

村支书知道他刚从堤上下来,还未吃过早饭,就对房东喊了一声,“去,做两碗鸡蛋面来!”接着,村支书就连说带拽,将他们夫妻拉进屋子里。

两碗面放在桌子上。半天,也不见动静。村支书拿起筷子,塞到他俩手上,也拍了拍大个子肩膀,痛惜地说着,“我也心疼,可没法子啊!”“万一堤崩了,我们连家也没了。”

大个子深深地叹出一口长气,含着眼泪将那碗面咽下。

堤下机站里,村民组长和村民代表会也在开着。大伙儿一听说要拉闸放水,那情绪,犹如埂头的烈日,一根火柴都可点着。顷刻间,那吵闹声,那叫骂声,冲破机房,站在堤上都可听见。我们耐心地听着,耐心地说着,没有一句强硬的言语。好久,大伙儿才安静下来,我们宣布了命令。有的人在流泪,有的人在捶打墙壁。那种滋味,似洪水冲毁家园。

拉闸了。洪水像一条滚地龙,从闸口涌起……

雨后天霁。夕阳下,一片余辉照在大堤上,白荡湖一片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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