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和他的“七七级” 华庆生
朱洪是恢复高考后1977级这个群体的一分子，他和这个群体每个人一样，带着“泥土”跨入大学的。朱洪以往痴迷的是文学，而上大学主攻哲学。朱洪说：“我喜欢文学，但偏偏考上了哲学专业，故先生鼓励我‘留意文学攻哲学’。”40年后，《我的七七级》出版时，他已是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出版文史类著作35部，也有很多身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庆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皖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世事沧桑，他初心不改，一如既往“留意文学”。
人上花甲，又常年伏案读书写作，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朱洪看起来像“老学究”。朱洪在他新作里将此归因于长得“老夫子”像，叫人“敬而远之”。其实他很阳光，内心里充满朝气。这一点一如既往。想当年读高一时，他从枞阳中学转到安庆六中我们班上，当时给我的印象是中等个儿，滚圆的身板一身都是劲。他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但“输不得”，输球他就缠着你不放，非要扳回来不可。《我的七七级》中有一段七七级和七六级篮球赛描写，七六级被七七级打得一败涂地。“当晚，我去政治系书记张玉英阿姨家坐，她还在惋惜。我想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没有遇到对手。出于对长辈的尊敬，我只是笑笑。”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充分表现在“留意文学攻哲学”上。大学期间他的处女作《试论西欧哲学史上的能动性》被校学生会《习作》杂志“不予刊登”，这对朱洪是个打击，他说，“我自然是不服气”。他不是无理取闹，他对自己花了好几天时间写的五千字论文是有信心的。果然这点在《安徽劳动大学学报》主编、他的老师那里得到肯定。老师肯定他的文章很好，“并不比有的研究生文章差”，并亲自书写便笺给《习作》主编，建议发表，“如果版面不够，建议增加一期版面”。这是被朱洪称作大学学习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之一。
朱洪家是“书香门第”，有很多藏书，我借读过的印象较深的，有《叶尔绍夫兄弟》《被开垦的处女地》等。受他的影响，我开始爱好文学，和他常常交流对读过书的看法。
高中毕业后，我下放到农村，朱洪留城待业。我们书信来往。受他的影响，我虽然攻哲学谈不上，但留意文学倒是真的。他写的信大都是谈文学。我统计了一下，两年期间，他给我写了近40封信，平均半个月一封。那时我下放在深山里的林场，整天难见人影，站在山头上，看见山外来人，就盼着家书和朱洪的来信。一点不夸张，朱洪的来信，就像夜晚的煤油灯，使我的插队生活“亮起来”，也使我单调的日子更富有“文采”。春天里，在山头上，我敲起竹筒，驱赶着成群结队“呼啦啦”飞来偷吃刚播种下去的豆子的鹁鸪，趁闲躺在草丛中读着朱洪的信，那种精神上的慰藉，难以言说。那时朱洪已不是停留在“留意文学”的简单的爱好层面，而是有着执着的追求。他将留城期间写的一封信“收录”在他的新作《我的七七级》，“有人说，构思情节容易，动笔难。就算是这样吧！不能因为难就不动笔了啊！我们有时候把自己和那些庸碌的人区别开来，不就是凭着这点理性吗？我想，仅凭理想来自得，不亦如沙器吗？”他有今天的成就，可能是和这一理念分不开的。显然我缺乏这种韧劲，满足于自得，所以至今一事无成。
其实，在更高的层面上，文学和哲学是相通的。朱洪毕业后，在安庆市委党校长期从事“哲学”工作，撰写了大量哲学文章。这些积淀，显然有助于今天的文学成就。这对文学爱好者是一个启示。
《我的七七级》不仅仅记录大学生活，而且通过作者视角，叙述了和作者相联系的人和事，有广泛的生活面，真实地表现了改革开放前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文学和哲学是当时重要的社会思潮，“留意文学攻哲学”，也可以说是一代青年人的精神“标签”。朱洪新作《我的七七级》涉猎的内容很多，使得作品有一定深度，给人以启迪。我想青年人尤其应该读读此书，这对于规划自己人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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