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鹏飞：城市相互对标 是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力量
原创 陈亚辉 搜狐城市
近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21年城市竞争力报告》（以下称报告）发布，报告对中国291个城市进行了排名。报告中城市排位的先后和排名的变动引起了公众广泛的关注，甚至争论。
据了解，这已经是该报告持续发布的第十九个年头。不同于大众常见的单一的GDP总量维度，报告对中国291个城市的近十个分项均进行了评价和比较。
如此全面的评价体系背后，揭示出了中国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哪些趋势和问题？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为探究这些问题，搜狐城市邀请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课题组组长倪鹏飞进行深度访谈，以下是访谈精编。
城市竞争推动中国崛起
搜狐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各城市在排名方面竞争非常激烈，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又掀起了“对标热”，您怎么看？
倪鹏飞：我认为“对标”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方法和追赶方法，但关键你要选好对标对象，首先就是要选择同类的城市。
我们的竞争力报告公布了291个中国城市的排名，有批评的声音说291个城市有大有小，怎么能在一块儿比较呢。事实上这个报告可以提供一个总的坐标体系，大家可以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选择同一个类型的或者是层级差的不太远的城市，然后进行小范围地比较。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的城市也都在这样做。比如现在很多省会城市之间、副省级城市之间，它们行政级别差不多，然后相互之间进行对标。还有资源禀赋差不多的城市，比如加工制造比较突出，或者是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或者是旅游城市，他们相互之间具有相似性、可模仿性、可追赶性，相互之间就是很好的对标对象。
对标是否合理还有一点就是看要看要根据它的总体的差距大小来判断，如果差距太大，追赶也是有困难的。
搜狐城市：多大算是合理的范围内呢？
倪鹏飞：如果是按照我们竞争力排名来讲的话，十几名之内算是比较合理，当然排名越靠前，选择尺度就越小了。其实在实践和具体操作中，我认为各城市基本能做出很好的选择。除非有一些地方领导雄心比较大，一般情况下他在对标的时候都会考虑追赶的难度。
搜狐城市：但是现实的情况，很多城市看起来确实野心很大，光对标深圳的城市就有好几个。
倪鹏飞：很多城市是说要对标深圳，但其实是对标深圳的某些出色的地方，比如深圳的进进取精神，深圳的办事效率。不可能一个很小的城市说我要追赶到深圳的总体水平，不是这样的。
我还认为中国城市的相互对标、追赶、学习，相互的竞争，就是推动中国城市发展甚至是推动中国总体经济的崛起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力量。地方主政者经常会说“前面有标兵，后边有追兵”，这些其实都是对标的维度去思考，去促进发展。
中国每一个市长书记上任之后都要去全国各地他认为好的地方进行考察，你看在国外很少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国城市的政府是一个相对强势政府，是一个具有经济功能的政府，国外相对较弱。在这里经济是政府的重大任务，这也是这40年内中国迅速发展的一个原因。反过来，这也是我们做竞争力报告的意义所在，给城市提供一个相互追赶、对标的坐标系。
北方终会归位
搜狐城市：根据历年的报告以及经济发展趋势，南北分化愈发明显，您觉得未来北方的经济是否会“东北化”呢？
倪鹏飞：这个其实是我们相对较早观察到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比较担忧的问题。
2005年左右，有一段时间东北上升得很快，但后来继续下滑，特别是最近十年左右，一个趋势是东北竞争力在持续下降，第二个趋势就是竞争力下降的范围在扩展，由北向南扩展，结果现在不只是东北，整个北方都不乐观。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增长放缓，要强调的是，经济上是放缓，并未倒退。
它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以后就形成了区域的分化。大家看到的可能只是中国的事情，只看到了中国的分化。其实我们在做全球竞争力报告时发现，其他国家的国内区域也都在分化。
中国加入全球化以后，全球产业链重组，一方面高端的要素、高端的产业链、高端产业链所在的地区会变得更好，像美国硅谷、华尔街等等。另一方面，发达地区把低端制造业向新型工业化国家、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沿海地区进行转移。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一套自己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的中心基本在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尤其是东北的中心城市。但是产业全球化以后，我国加入全球的产业链，市场和要素全球分配，当然是东南沿海地区先加入了全球的产业链。这样我们原来的产业体系、产业链体系就被打破。
当然还有制度改革的因素。原来北方国有企业相对较多，改革的步伐相对较慢，而南方一方面有外资带动和产业带动，另一方面它的国企少，民营企业发展比较迅速，这也带动了它的发展。
特别是2003年以后，北方一些内陆地区经济相对来说发展就滞后了一点，它们也要追赶，也要发展，怎么办呢？就采取了先行城市化，搞土地财政、搞土地融资、搞大规模的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带动了经济的增长。
所以有一段时间整个北方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挺高的，但是这个它不可持续。可持续的城市化是需要工业化和产业化来带动的，而非单靠投资。
所以我现在呼吁，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国际化“四化联动〞，但是产业要先动。如果产业不先动，只推城市化，那就不可持续。一方面会缩减工业化的资金，另一方面城市负债会影响工业化的推进，目前就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搜狐城市：根据您的预期，“十四五”期间和未来15年，北方的竞争力会持续下降吗？
倪鹏飞：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北方地区还是会找回他自己的位置，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通过市场的办法，它要进行一个资源要素包括人才等的重新配置。北方地区是有它自己的比较优势的，最终还是能够吸引到与之相匹配的产业。
搜狐城市：能举个例子吗？
倪鹏飞：比如我们去调研，发现东北地区的大规模农场农业发展的非常好，这其实就是它的比较比较优势所在。当一地产业和人口流失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资源和优势可能就又会凸显出来了。
所以从长期来看，北方的发展和振兴还是完全有可能的、是必然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要有一定时期的困难。
搜狐城市：只靠市场的自发调整就可以实现吗？
倪鹏飞：当然还需要有为的政策。
因为如果完全按照市场选择，当下的阶段北方还是处在竞争力持续下降的通道，政府不应该放任这个趋势。它要重新审视在公共设施、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布局和整体战略有没有可以调整优化的，如果有，就采取措施延缓下滑或者让振兴的时间提早到来。
中部崛起靠东部辐射
搜狐城市：报告中还有个很大的亮点就是中部崛起。甚至东西相比的话，出现了“东降中升”的新特点，这意味着什么？
倪鹏飞：“东降中升”可能会是一个很短暂的现象，但是中部崛起是一个持续的趋势了，最近十年特别明显。
我们的这个竞争力报告里边儿有一个总体报告叫《从城市看中国》，我们研究发现，中国在城市化率超过50%、60%以后，从人类活动、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上来说，已经从原来的单纯聚集走向聚中有散，又聚又散的阶段。
具体表现在区域空间尺度上，我们发现南北之间还在聚集阶段，各种要素向南方聚集，我们叫“只聚不散”。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南北之间北部放缓，南部继续繁荣，这是分化的其中一个趋势。
分化的另一个趋势是东西向的，我们发现是东西之间是“聚中有散”的特点。
什么意思呢？就是高端的要素、高端的产业、高端的资源还在继续向东部的中心城市聚集，这个也支撑了东部的转型升级的率先发生。
另一方面就是相对中低端的产业要素开始向中部甚至西部的一些中心城市转移，人口也存在着明显的回流。中部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南的中部地区，各省目前的发展势头都非常不错，但是归根到一点，它都是东部资源、要素、产业转移或者回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
这里边尤其要提到“楚头吴尾”，具体说就是安徽。实际上它就是既是东部，又是中部，它是最靠近东部的中部，又是最靠近中部的东部，是属于地域属性叠加的区域，所以它的发展势头最好最猛，几乎可以说它在引领着中部的崛起。
中部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市场规律作用的使然。我们有“四大战略”，东部率先、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还有中部崛起，但是比较起来，中部崛起这个战略最成功，为啥呢？因为它适应了市场发展的规律，市场正好是东部中心城市开始升级的同时向外扩散，然后中部正好是承接这个扩散的区域。
搜狐城市：除了有市场规律这个前提，当地也懂得顺势而为，比如安徽主动融入长三角。
倪鹏飞：是的，我记得当年当浦东开发的时候，安徽就提出了皖江开发。搞了很多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也都承接了产业的转移的。
当然安徽还有一个别的城市没有做到的，就是它的重要城市一直致力于发展制造业，发展科技创新产业。
我刚刚讲， 2003年以后很多城市搞土地财政、土地融资经营城市，但安徽就继续钟情于发展制造业发展科技创新，这也为它迎来加速发展、迎接辐射、迎接产业转移创造了一个前提。
大城市疏解要配套先行
搜狐城市：您在报告里还提出了超、特大城市的健康标准，按照您的标准，我国大部分超、特大城市处于“亚健康”状态。
倪鹏飞：首先我认为城市聚集产生“城市病”，包括大城市的问题，它是市场发展的一个自然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搜狐城市：不能提前预防吗？
倪鹏飞：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城市面积、人口等方面在某一水平是最优的，超过了这个限度之后就可能出现规模不经济，产生负外部性，但是现实情况是你很难验证这一理论值。
只能说这个城市发展了一段时间，出现了城市污染、房价过高、交通堵塞，这个时候就知道城市发展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线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时候超过这个合理线是产生问题了之后才知道的。
搜狐城市：实操的角度来说，这个“合理线”如何判断？
倪鹏飞：一个是根据市场主体的行为。从市场规律来看，市场主体根据情况可能要改变他的选址决策，比如劳动力，我在市中心待得不舒服了，我要转到外面去。企业，也觉得土地成本、经营成本太高了，也想要到外面去。城市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是市场先体会到，市场主体会做出相应的改变。
搜狐城市：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如何做？
倪鹏飞：理论来讲政府应该是顺应这个形势，要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外疏解。政府根据规划，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布局在外围的某一个地方，就可以引导想要外迁的企业和居民搬到这里。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很多地方政府没有把公共服务有效地疏解出去。
我记得特别清楚，2004年左右北京的城市规划，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要“两组两带多中心”，就提出来对外疏解的问题，但是没有完全落实，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好的资源都在市里边儿，市场主体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向外走。企业如果强行外迁之后，没有相关配套，它就黄了。当然这也要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这些年也慢慢产生了一些效果。
我特别想说的是必须要通过市场的办法。政府可以调节市场，但是要市场引导市场主体，市场引导企业，而不是采取行政的办法，不能用直接的行政命令把某些市场主体赶到外围，还是要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向有意向的重点区域先行转移，同时再提高市中心、市区的标的、标准，某一产业或某类企业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在市区发展。两头要同时进行，“疏”和“堵”相结合。
原标题：《城市排位赛背后的区域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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