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如美棠：父母的爱与言行 深刻影响着孩子们的人生
【编者按】
八年前，《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出版。这本讲述绕平如一生故事的书，因为平如和美棠的六十年相守，感动了很多人，也时常在2月14日、5月20日这样的日子被人们提起。今年的520，《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纪念修订版推出，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其中新增的一篇文章，是绕平如三子饶乐曾回忆父亲母亲的的纪念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平如与美棠漫画
在外婆口中，母亲从小是个有主意、顽皮的女孩。外公是个开明士绅，在汉口、福建等地都有生意，经常出门在外。外婆不识字，母亲是他们最宠爱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掌管着家政。家里用度开销、记账管理居然也井井有条。母亲爱美、爱玩，她和闺蜜刘宝珍俩人形影不离，唱歌跳舞、看电影追星、购物追时尚，几乎同今天的女孩一样。一九四八年，刚从军队回来的父亲娶了年轻的母亲。两人你侬我侬，算是一见钟情。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五八年，父亲被送去安徽劳教，家庭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母亲身上。那年我大哥九岁，二哥六岁，我五岁，下面还有四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妹妹。家里七口人没有一分钱收入，母亲去了里弄生产组工作。生产组没有福利，一天工钱六角，做一天算一天，月入十几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父亲在安徽后阶段有了点收入，挤出每一分钱寄给母亲。而他对自己花销的控制已是近乎苛刻的程度。这时候政府也补助了几块钱，同时，母亲不断地变卖她的首饰，勉强维持着家庭。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实行分食制，孩子每人一小盘、一小碗。每天洗碗刷锅是大哥的专利，一则我们小，母亲怕我们打破锅碗，二则锅里总归有剩余的饭粒。母亲和外婆永远是吃得最少的，长期的重体力劳作和营养不良，是母亲落下很多病根的原因。
当我们陆续念书以后，五个孩子的学费国家给免掉了，但书杂费都是一分不能少，每年缴费，母亲东挪西借伤透了脑筋。
一九六八年，大哥希曾在母亲的努力下得以在上海工作，他是母亲最大的安慰。大哥每个月除了留下厂里的饭菜票钱，直到结婚前夕工资都交给母亲，帮助抚养弟妹。他唯一的“特权”是早餐有一碗盐水泡饭。后来大哥得了肾炎，母亲总是自责，认为是因为大哥生盐吃得太多。
腌制咸菜，是当年贫寒人家的最爱。当雪里蕻大量上市时，极便宜，我家就会购入数十斤，洗净、晾干，然后加盐，用石子或搓板把菜弄蔫，放入大缸中压实。小菜场制作时，会请人站入腌缸中不断踩踏咸菜，加入作料。母亲以为二哥力气大，制咸菜非他莫属，外婆技术把关，他施展能耐。在外婆的指导下，奋力干一天。过了十数天，打开缸盖，香味扑鼻。咸菜卤水鲜美无比，母亲就会给邻居、同事送一些，也有人会专门讨要一碗卤水做汤喝。后来二哥在江西插队落户，探亲回家时会带回一些冬笋，配合咸菜炒制，那个味道真是好得没话说了。
那个年代，尽管家里一贫如洗，仍不失温馨和欢乐。夏日里，傍晚时分，家里早早拖好了地板，铺一张草席，大家席地而坐，听母亲讲一些过往事。故事中，父亲永远是憨直的，去贵州路上如何拎着热水瓶追火车；打牌，他的牌就像是用玻璃做的，别人一猜就猜着了；刚到上海租房子没家具，舅公让他去取一点用，他坚辞。为了增长知识，买了一辆自行车，他学英语，学会计，写稿子。父亲不会见风使舵，不会说假话。说着说着母亲会笑起来说：“爸爸憨？脑子一根筋，勿会转弯。”落日的余晖照在母亲的脸庞上，漾起淡淡的甜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是异常的困苦，全家人衣着破旧。两张床、一张摇摇欲坠的饭桌、一张破沙发便是家中全部的家具。在破裂的护墙板上，外婆钉了许多钉子，挂一些她需要挂的东西。那时的晚上真是安静，我们围坐在饭桌前，或做功课，或看书、画画等。沙发上，外婆会抚着“墨球”（外婆养的猫），母亲会把报纸卷成筒，轻轻地唱歌。父亲说母亲最喜欢唱的是《花好月圆》，我记忆中更多的是《送别》《渔光曲》《夜半歌声》，还有就是《魂断蓝桥》《翠堤春晓》《桑塔露琪亚》《托赛里小夜曲》《舒伯特小夜曲》等国外乐曲。我从未学过，但却会记得，应该是从母亲那里听会的。母亲的嗓音甜美，但歌声中总带着哀婉和忧伤。现在想来，当时是那么艰难，但与母亲在一起，还是感觉如此温馨和幸福。
暑假也是母亲最操心的时候。大哥喜欢看书，经常与他的同学交流书籍。二哥申曾是让母亲最担惊受怕的一个，他身体结实，犹如牛犊，身上有太多余的精力，白天在黄浦江里游泳，晚上在浦东乡下捉蟋蟀，因此家里墙上时不时能看到他的检讨书。家里五个孩子，就他一个人挨过打，因为太贪玩，小学二年级还留过级，跟我成了同一届的毕业生。但也奇怪，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在同一个小学念书，他最顽皮，但老师却都最喜欢他。班主任仇老师给他买早点吃，教音乐的陈老师誓要将他培养成指挥家。特别怀念的是一位董老师，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子，他原是教育局干部，打成右派后被下放到永安路小学。可能是相同的感受吧，他特别呵护二哥。二哥喜欢体育，他想方设法把二哥送进游泳训练班，拍证件照没钱，他拿相机来拍。四十几岁的人了还未婚，直把二哥当成他的孩子了。可惜这样一位好老师，在“文革”中不堪羞辱，身上绑块大石头，跳河自沉了。母亲为人处世友善忍让，待人接物端庄得体。邻居、同事包括里弄干部都对她保持着些许尊重。即使在“文革”中，老邻居们仍称呼她“饶师母”，同事、干部们都称她“毛阿姨”。家里经常有访客，她的领导魏阿姨经常会来与母亲商量工作。四年级要上珠算课，母亲买不起算盘，魏阿姨立刻送一把十一档的算盘。同学们都是新的十三档，而我的算盘特别沉重，我很不高兴。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个算盘是红木的。
访客中还有一些年轻的女人，男人或是海员或是在外地工作，她们与男人的沟通靠通信。她们相信母亲，她们不会写字，母亲就经常替她们写家书。还有一群特殊的女人，很晚才会来，讲话轻声细语，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因为她们的男人都坐牢了。她们无一例外地都离了婚，谈些什么，母亲从不跟我们讲，但临走时宽慰的神情，我们还是看得出来。一九六九年，林彪的“一号令”出来后，上海的形势也骤然紧张。上海也要疏散人口到内地去。一天，里弄干部通知母亲参加“疏散动员会”，但参加人员无一例外都是“黑五类”家属。母亲很镇定地对那干部说：“我不能去参加会议。”那个干部很惊诧：“都是“黑五类”家属，凭什么你可以不去？”母亲说：“第一，我们老家不在农村，也没有人。第二，家里老老小小七口人，去了以后怎么办，我不同意。我在会上，你动员我，我也是这样回答。这样影响你们工作，不如不去。”那个干部想了半天，居然说：“我就说你生病了，去不了。”我们因此躲过一劫，而母亲的两个朋友却回了老家。由于我们家欠租，“文革”中房地局也来催租，不交租就交房子。一段时期也有一些人来看房子，我们都很害怕，而母亲不断地与来人周旋、交涉。当时也有人被迫搬去黑暗、狭小的房子，而我们家居然再一次化险为夷。今天想来，除了母亲的友善和智慧外，那些干部的同情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有一个街道干部，她说的话让母亲很久很久不能释怀：“你说你老公不会撒谎，老实人怎么会被政府抓去坐牢呢？”
我自小体弱，经常发烧说胡话，多感伤、神经质，加之个子不高，像个不成熟的孩子。母亲卖掉一张破旧的桌子，在店堂里，我仿佛看到桌子在哭，我也掉眼泪。自我感觉母亲对我总多一分怜爱。
一九七0年初，我初中毕业。当时实行“一片红”政策，即知识青年都要下乡务农。两个去向，一是农场，是国营的，有工资；二是插队落户，没有收入，年底工分结算。城里人到农村劳作，基本上没有人赚到这个钱，而我们出身成分不好，只有插队落户一条路。
我和二哥同届毕业，但两个学校，意味着要分赴两地了。母亲又一次奔走于两个学校，要求照顾在一起。最后经落户地江西方面的协调，二哥在我去后一个月，调来与我一起。
自小我一直睡在母亲的脚下，妹妹睡在母亲的身旁，一九七0年三月二十七日，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母亲要我睡在她身旁。半夜醒来，发现我被母亲揽在怀里，她爱抚着我，吻着我的额头轻轻地哭泣着，我闭着眼睛，一动也不敢动。
二00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母亲的追悼会上，眼望母亲安卧在鲜花丛中，想起那一晚，我泪流满面，俯身下去，深情地吻了母亲的额头，这也是我记事以来的唯一一次。
在农村，二哥俨然成了我的保护神，他身强体壮、急公好义，甚得老表、同学们的爱戴，永远是最高的工分。他不让我干重体力活。我是多愁善感的人，老表们都叫我“哭神鬼”，因为有二哥在，所以也没有人会欺侮我。
因为没有钱，过年了兄弟俩都不回家，怕增加母亲的负担。二哥把他赚得的几十块钱悉数买了农产品，让同学带回家，让母亲高兴。几年中，二哥还给家里陆续寄回了整套的木制家具，没花母亲一分钱。
由于出身不好，上大学、参军、招工都没资格。在农村干了六年活以后，公社干部看到我们兄弟俩表现都很好，加上同情，先后把我和二哥调入公社电影队、工业办公室。不久，有个师专的读书名额，公社决定让二哥去。因为报到期限紧迫，公社武装部曾部长让人翻窗进入公社文教干部的办公室，在表格上盖章后，紧急送往县里。此举从此改变了二哥的一生。二哥学习努力，继续深造，一九九六年通过人才引进回到了上海。
而我自到电影队后，与公社文化站的一位女同学陷入热恋。住在公社大院，我的破衣烂衫“引人注目”，她看了后十分不忍，掏钱替我置衣，从此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块手表和第一件毛衣。
二哥上学了，但身无分文，我和她一起掏钱资助二哥。恋爱改变了我的心态，使我增强了自信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始终铭记着这位好姑娘。
四弟顺曾，在我去江西时还在读书，一年后被分配到上海卫生学校念书，不料毕业后仍被分配到农村。已经有两个孩子在外地农村了，政策明显不公，母亲很愤怒，坚决不让他去，由大哥负担他的生活费。四弟也很争气，在等待就业的四年里，他听收音机自习英语，温习医学专业书、翻译医学论文。今天，他已然是一位精神科专家了。
五妹韵鸿毕业后，分配在长江刻字厂工作，学习努力、工作勤奋。婚后，她的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公婆慈祥和善。因此，父母亲会经常带着舒舒去她家小住几日，其乐融融。
大哥找女朋友了，居然是有房子的。四弟找女朋友了，也是有房子的。婚后他们都住进了女家。妹妹夫家房子也不错，我于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后，也就顺理成章地在父母处成了家。一九九六年，二哥返回上海工作，没有房子。我立刻把房间让给了他们，我睡在父母房间的沙发上，一睡就是两年，直到二哥学校在浦东分配了一间房。
二哥在江西工作期间，父母大概是认为当时他最困难，差不多每隔一年就要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我们也明白老人家的意思，各家尽力支援他们的行程。父母就用这种形式一则看看孙子，二则帮助他们。
二00二年初，我想买房子了——考虑到父母年迈，老房子环境、卫生设施太差，母亲身体也越来越差，想有个房子让他们安享晚年。我的想法是买在四弟家附近，因为他和弟媳都是医生，我不常在家，老人由四弟照顾最合适。跟四弟商量，他跟弟媳极为赞同，积极寻找房源。今天，我们住的房子，就是他们找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安排较为妥当。
母亲生病期间，大多是四弟和弟媳在安排照料，我也得以在崇明安心工作。母亲住院期间，又是妹妹天天在医院陪护，让哥哥们能正常上班工作。母亲病重期间与父亲商量好，留下了遗嘱。老人家没有遗产，唯有永安路老房子的居住权，而他们的分割都是以我和舒舒的居多，兄妹们均毫无异议。我们都明白了父母的心意，母亲最放心不下的是舒舒。她性情温和，善良可人，懂礼貌，是爷爷奶奶的心灵鸡汤。父母亲退休后的生活，几乎是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度过的。在爷爷奶奶的庇护下，她快乐而且健康。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成长历程，父母亲对我们的说教很少，但他们鼓励我们要互相友爱，要多读书。父母亲这数十年来的言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影响着我们的举手投足。同样地，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举止、言行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呢？这是每一个大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二0一三年九月四日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纪念修订版），绕平如/著、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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