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书

走到古稀，人生自然经历了很多很多。世事沧桑如过眼云烟，能收藏在脑海中为之心动的事情，也就那么几件。最让我感到欣悦的事情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出版发行了一本书，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的读书寻知，笔耕撰文，总算有了完美的回报，这是我一生最值得记录的事情。

情结

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文化生活远没有现在这样的丰富和多样。乡下小集镇的孩子一年难得看上几次电影，倒是能经常看到县庐剧团演出的古装大戏，“咚咚锵锵”的鼓点声中，只见一个个红白脸人物“咿咿呀呀”的登场。毕竟是娃娃，怎么也弄不明白戏剧的具体故事，但是从大人喜怒哀乐的表情中，早已看出红脸是忠臣，白脸是奸臣。

再稍大些就去听艺人说书，说的是《三国》《说岳全传》等等。与其说是听书，不如说是蹭书，因为兜里没有钱，但逢说书艺人收书场费时，我总是要溜出书场。等到他再开讲时，我又挤在人堆里听，一回一回的听，很少落下。就如同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一样，非得要追根究底。听书听长了，一些故事已植根于脑际，什么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岳母刺字、枪挑小梁王等，他们是我少年时的英雄梦。

读初中时读到了方志敏的 《可爱的中国》，也是从那时起，对方志敏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英雄，产生了无比崇敬的情感。最近，我们五十多年前的老同学聚会，很多同学调侃我，说我常在教室里披着衣服，站在凳子上，昂首挺胸地说：“我是方志敏！”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情结吧！

少年常做英雄梦，这是我们这代人的情结。可我们出生后，硝烟早已散去，天下归于太平。舍生取义，效命沙场的英雄是做不成了。可是，那种英雄主义的情结自然而然地牵引着你去追寻那个时代，去探究历史的沧桑风云，去寻找一个英雄主义情绪的释放口。

阅读

正是出于对英雄的追慕，到了识文断字的年龄，先是连环画，后是通俗的小册子，以从书中追寻那个时代。开卷有益，一生尽我所能地读了一些书。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始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候相对于“文化大革命”，书籍的出版发行比较开放，很多书籍可以借到也可以买到。

记得我的两个孩子上学时，我将两张桌子并在一起，一盏台灯摆在中间，我们父女各坐一边，孩子复习功课，我则看自己的书。秉烛之明，春诵夏弦。这样一种状态，我至今都在留恋。

说实话，有些古籍读起来还是很吃力，比如《古文观止》。这部清康熙年间选编的文学读本，所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共222篇，全是文言文，初读有如见到了天书。如同人走崎岖山路，需要借助拐棍一样。《古代汉语常用字典》《辞源》等工具书，就是我阅读中的拐棍。借助它，我一篇一篇的啃。每当啃下一篇，总是特别的有成就感。如果说我有一点基本的古汉语知识，那是完全得益于《古文观止》。

在读了一些颇有代表性的古籍后，我又有意识地扩大了阅读的范围，开始阅读一些代表性的外国文学家的著作。如巴尔扎克、莫泊桑、屠格涅夫、雨果、大小仲马、左拉、劳伦斯、托尔斯泰、萧洛赫夫等等。对中外文学名著休闲似的阅读，既充实了我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丰富了我的知识储备，学习了许许多多写作的技巧。

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尝试着给报刊写一点东西。1985年，我的一篇短文《古城赭圻考》，在省内的一家业务内刊上发表。当看到我码的文字转变为铅字成为供人阅读的文章时，那种酣畅淋漓的愉悦真是难以言表。我由此而树立了写作的自信，开始由休闲性的阅读进入系统性的阅读。我细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简编》，细读了周一良的《世界通史》。后来，又细读了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专著。

撰文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安徽的一家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没曾想湖北和河北的两家期刊给我打来电话，要求再发表此文。当我告知已经发表时，他们并不介意，有意再发表此文，只是征求一下作者的意见，我当然是巴不得了。当时对陈独秀的研究刚刚开禁，发表此类文章较少，我算捡了一回漏，也就是如此机缘巧合地进入了此类写作的圈子。

我的研究和写作的兴趣由此而建立，开始阅读《新青年》那代人的书信、日记、文章和年谱。说实在的，这些文本的内容不是那么的意趣盎然，远非文学作品所能比。要在这些原始文本中爬梳剔抉，取精用弘，且要撰写出真实可信，清新活泼的文字，不专心致至，无刻苦精神，是决然做不到，这是阅读与写作的自觉。

在这个信息如海量的大数据时代，要将这些尘封的信息敷衍成文，且令今天的读者饶有意味地阅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文章开始频频在一些知名的报刊发表，其中的好几篇文章还获了奖，不少文章分别被《新华文摘》（网络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月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读者》《青年文摘》和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转载，这些文章的内容多是围绕《新青年》。

不仅如此，我的二十多篇文章也分别被好多家出版社和杂志编辑的丛书收入。他们已经关注我了，有的还劝我索性自己出本书，我何尝不想呢？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出可又是另一回事了。囊中羞涩，拿不出出书的费用哇！更重要的是，手中没有人脉资源，就是出了书，如何销售，真的成了一大困扰。我是个怕麻烦的人，想到这里，还是罢罢罢，一老一实，写我的文章，别再胡思乱想了。

出书

大概是本世纪初，个人自费出书似成风尚。出版社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放开了一些个人图书的出版印刷，出一本书再也没有神秘感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所鼓吹的一本书主义，早已俱往矣。只要你攒足了出版费，出版社会书号、审稿、编辑、校对一条龙服务，为你出书，印刷数以三千册为始。由于出版社不负责书籍的销售，这些书只能拉回家，小山似的堆积着，然后再一本一本的送人。

我亲眼所见一位老先生站在街头，每逢熟人便送上一本。如此情景，我看了总觉得作为一个读书人，多少有些掉价，有些寒碜。

当然，出版社根据社会需求和市场预测，会有自己的出版计划。他们会以出版社的名义选择作者出版图书，由出版社购买著作权，购买的基本方式是销售、印数版税和一次性付稿酬等。

我没能力也不愿自费出书，但出书的念头还是深藏于心。因为曾经有过两家出版社和我联系过出书事宜，我对自己还是颇为自信，以为还会有出版社和我洽谈。总算等到了这一天，2013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和我电话联系，说他在网上看到我的多篇有关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出版社有意为我出一本书。我当即告之我的出书态度，他们欣然以销售版税的形式购买了我的著作权，并且预付了部分稿费。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将发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再次审读、核实、校对、补充，且将这些文章连缀成书。2015年2月，在《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前，我的书正式出版发行，书名为《新青年 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心情特别高兴。

因为是出版社购买的著作权，他们负责书籍出版发行，所以出版社只赠送了10本书，我自己又买了20本，乘着愉悦的心情，一一赠送给相关读书的亲友。

在纸质图书低迷的当下，而我又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撰稿人，不是网红，更没有粉丝，我的书籍一直在销售中，据出版社反馈的信息，这本书已经销售了好几千本，对此，我已是十分知足了。

张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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