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障者郑锐：我不是弱者 也不是励志典范
听到那几条刺耳的评论时，郑锐最初觉得难受。
今年5月底开始，他在短视频平台上记录视障者出行的困难，其中一条视频的截图和评论在9月被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转发，引发了大量关注。在视频里，郑锐边触摸着电梯楼层按键，边对着镜头说：“摸不出来轮廓，到了楼层也没有语音提示，哎呀太难了......”在发布时，他配文，“无法抵达的终点。”
微博博主“指尖地球_”9月转发了郑锐的视频截图
评论很快涌来，有人回复，“盲人为什么要出门？”，“没必要为了个别人去改变所有”，配有一个“微笑”表情。32岁的郑锐是一位视障者，从一岁起，双眼只有微弱的光感。他看不见，但明白这个表情的意思，“有一些好奇、惊恐、不可思议和轻蔑。”
“大家越不理解，我做这个事情就越有用”，难受的情绪淡了，郑锐继续发布视频，一条条回复质疑的评论。很多视频里，他留下魔性而开怀的笑声、在自导自演的小剧场里一人分饰两角、讲段子逗闷子，以此来讲述视障者的日常生活和遭遇的偏见。
用幽默和戏谑对抗愤怒，郑锐一直是这样生活的。自小，他和明眼人一起长大，在他看来，视力障碍不过是一个生理特征，视障者过的只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现在，他是一名信息无障碍工程师和培训师，每天转三趟地铁上班，到了办公室，精准地触摸并打开会议室电灯的开关，吃完午饭，有时去同事座位上唠唠嗑。他常说，自己和明眼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环境仍然在很多时候让郑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被障碍物挡住的盲道、读不出的健康码……郑锐希望普及无障碍的理念，并告诉更多人，“无障碍是一种通用设计，最终方便所有人使用，并不只是为了残障群体设置。”
以下是郑锐的自述：
想到视障者，你会想到什么？
像出行遇到的问题，平常没有机会讲，也不知道在哪里讲。你说是愤怒吗？应该是比这种情绪更弱一点的东西——气恼。
今年5月17日，我参加了一场活动，有志愿者说，可以把出行的困难记录在网络平台上。我就开始拍视频了。
视频的内容很简单，家人或同事给我拍，我讲十几秒，截掉开头和结尾，几乎不做任何修饰，那些就是我最真实的感受和体验。我发的第一个视频，没想到有几十万的播放量。我想，这么好玩吗？
郑锐在短视频里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
拍视频的另一个原因和工作有关。我是一名无障碍培训师，培训中，我都会率先问参与者三个问题。第一，你见过视障者吗？80%到90%的人都说，没有。但是这个群体在中国有1700多万，比警察都要多，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警察，怎么会见不到视障者？
第二个问题，一说到视障者或盲人，你会联想到什么？大多数人回答，盲杖，墨镜，做按摩，行动缓慢，无法沟通。这些是对视障群体贴的标签。
更多人没有和视障者交流的机会，所以他们不了解。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有人会趴在我耳边说话，我只好说，声音小一点，我是看不见，不是听不见。还有人曾经问我，给你夹一片绿色的青菜好不好？他认为我理解不了青菜是什么。
第三个问题，你觉得一名视障者能使用完全没有按键的触屏手机吗？参与者异口同声回答，不可能。我用手机演示以后，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惊讶，“怎么用得这么好。”
参与培训的大多是企业中高管人员，我会想，普通市民的认知或许有更多的偏差。
在抖音的评论里也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盲区。有一堆稀奇古怪的问题：盲人上厕所会不会掉下去？吃饭会不会吃到鼻子里？喝水会不会倒进衣服里？我心想，现在的学校怎么连这些东西都不教？
既然有人对这个群体不了解，我正好借机会普及一下。
视频里，我设计了一些小剧场，想拍得贴近生活一些，让大家觉得我不是一个坐在镜头前、只会说话的人，你们能跑能跳，有娱乐有工作，我们也过着一样普通的生活。
他们没有束缚过我
起初，我并不知道我是看不见的。
五六岁时，我在家附近跟小朋友一起玩，我们会爬老式的大铁门，门上有把手，我发现有的时候我看不准把手，但别人就爬得很快。他们丢沙包，我去捡，也找不准。
那时候我的视力，很难去用特别形象的话语去描述。我的左眼能看到轮廓、人的影子，但是这个人不说话，我就不知道是男是女，右眼几乎看不见，只能感受到光的亮，光的暗。
家人后来告诉我，我不到一岁时，得了一种病，叫牵牛花综合征，明眼人的眼底成像是圆形的，我的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北京、上海，各大眼科医院都去看过，没有好的治疗方案。
记忆里都是医院吵闹的声音。我被抱在怀里，一堆医生围过来，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应该是主任，说，“这是非常罕见的病。”一堆实习医生拿着手电筒一样的东西，扒开我的眼皮，照得我一片晕乎乎的，好痛。
我开始吃明目的中药，一天三次，一直到成年。到后来我走进中药店，闻到这个味都觉得很亲切。
当时去外地看病，只觉得好玩、长见识。我的老家在安徽蚌埠，坐绿皮火车去北京，车厢很嘈杂，有打牌的声音，喝酒划拳的声音，人们大声说话，一车厢里都是烟味。有推车在每个窗户底下叫卖，我会很好奇去问。
从小，父母从来没跟我谈过看不见的事，他们没有束缚过我，都说，你自己去试，自己去做，做不好再说。
我家院子里面种无花果树、柿子树，我爬上去，被毛毛虫蜇了手，也拿石头砸马蜂窝，爬脚手架，拿鞭炮塞进酒瓶子里，都干过，也不害怕。
家人会带我去各地，给我描述陌生的环境。凡是能用手触摸的，我都会去摸一下。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真的是好大，有的能摸出来弯曲的清晰褶皱。北京故宫宫殿上的门钉，好像比我的脸都大。
有一次爬山下山，完全可以坐索道。但是我妈说，没事，你跟着我慢慢走。因为看不到台阶，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会停，一开始我很恐惧，不敢试探。后来，也习惯搭着她的肩膀，随着她肩膀的上下起伏走下山。
到了上学的年纪，家人不知道特殊学校、盲人学校，就把我送去了普通的学校。
三四年级，要在田字格里写字，我发现自己看不清楚，经常写出格。我去问我爸妈，他们才告诉我，“你可能看不见。”
但这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爸妈说，那就写大一点，或者我们帮你写都行。
老师在课上会先跟同学说，郑锐黑板上的字看不到，你们帮他一下。同学们也都很乐意，我每天都带回家不同同学的笔记。可能那个年代的学生比较淳朴，没有这么多的心思。
上课我就听，用脑记。下课后，我跑到黑板前，趴在上面，拿放大镜看老师画的图形。
上初中后，书变大了，字变小了，看不了了。我妈妈说，她不工作了。她用白天的时间，把前一天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笔记抄好，再还给别人，晚上我回来后给我读。
到高中，别人学到10点就能完成的功课，我得到12点，我妈陪着我，从冬天到夏天。我从没跌出过班级前10名。
我喜欢篮球，同学们在篮球场打球，我虽然参与不了，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坐在场边，听他们嘴巴里说话，谁在哪里，球传到哪里，同学的声音我都能辨别出来，我就在脑海里画出他们打球的场面。
他们不打的时候，我拿场边一根竹竿，敲击下篮筐，判断球框的位置，自己投着玩。球落地不是有弹起来的声音吗？篮球入筐也有声音，“唰”的一声。
一些同学的行为，现在我想起来可能是在捉弄，但当时不这么觉得。他们会逗我玩，你眼睛好好玩，你能看到我吗？我把你东西藏起来了，你找一下。
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
小学四年级的一天，班主任把我和父母叫到办公室，跟我父母说，你小孩眼睛不好，怕跟不上成绩，办理退学，不要拖累其他人。
我特别低落，为什么不让我上学？我又没犯错误。我在房间里哭，家人也没管我。等我哭完，我妈问我，老师说让你退学，你自己想，要不要上？
我有一个星期没去学校，思想很反复、很焦灼。但是后来我想，你又没有权力要求我退学，我干嘛要听你的呢？
这件事在当时对我是一个冲击，也是一个转折。第一次被人否定，如果走不出来，可能我就废了。这让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你们觉得我不行，我偏不信。
不是弱者，也不是励志典范
19岁之前，我都没有听过视障者或者盲人这个词，对于盲人学校，视障群体，零认知。知道视障者的概念，是我来深圳上大学之后。
2007年，我在深圳参加普通高考，家人和我都没有在意视障者的身份，也就不知道高考有无障碍的政策可以申请。
最大的困难是涂答题卡，一片花里胡哨的。我拿着放大镜，也就是一个圆的半球体，卡在试卷上，先看准题的位置，再拿走放大镜，用手指着这个位置，拿笔去涂。涂错了，我也不敢用橡皮擦擦掉，好不容易涂了几个，手上全是汗，又着急又紧张。
10道选择题涂了40分钟，英语最后就考了十几分。我进了深圳大学，读了建筑设计。因为从小摸过很多建筑，对于设计的过程、设计的理念特别好奇。
学建筑设计需要电脑操作，又要画图，老师看我学得比较吃力，就跟我说，你可以办残疾证，申请辅助器具。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残疾等级、分类，我属于视障的范围。
郑锐在电脑前工作。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我们寝室6个人，大家都互相帮助，平时我们一起去饭堂打饭，一起去逛学校周边的商场里走，晚上一起吃烧烤喝酒。一开始认识我就跟他们说，我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助，但是不用那么主动，有需要我会跟你们说一声。有些人会产生要特别关注的紧张心理，觉得你是弱势群体，我要照顾你，呵护你。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毕业后，老师推荐我去设计院工作，做建筑预算，尝试了两年。老师经常带我去工地，我跟工人讲故事，天南地北地聊，因为以前听了很多读物。
我留在了深圳。因为领了残疾证，会参加残联的活动，才接触很多一样是视力障碍的朋友。我们有相同特征，彼此之间能理解对方的生活状态，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但是谁也不会把悲惨经历挖出来再说一遍。
2014年，我加入了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主要工作是对手机的无障碍功能进行测评，组织、策划、执行一些无障碍推广的活动。在我们同事中，有很多健全人，也有和我一样的视障者，彼此形成了习惯，没有人会因为我视力不好而去帮我做什么。最多需要别人帮我看看图片有没有摆正，图片里写的内容对不对？现在通过技术，一些图片的文字信息可以被识别出来，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抖音视频的评论里，有很多人问，你怎么养活自己？视障群体里，有速录员、客服、心理咨询师、教师、钢琴调律师、音乐培训师、软件工程师和信息无障碍工程师等等，可从事的职业是非常多的。
也有人认为我生活得这么好，很励志。以前我看残障劳动模范的报道、励志故事，也觉得挺振奋人心的。听得多了，发现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残障者应该过的生活嘛，有什么不同呢。
用了“励志”这个词，就已经把这个群体放在了慈善的角度去看待，没有考虑到残障者自身的感受。
现在想起来，我很庆幸，从小没被周围的人特殊对待，使得我现在独立生活的能力更强。
评论或私信里有很多视障孩子的家长找我聊，我会告诉他们，不要什么事情都帮他包办，他完全有能力的。无非就是把东西摔烂了，又怎么样呢？你不让他做的话，他永远都不会。
出门不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吗？
独立出行，对我来说是顺其自然、很平常的一件事。
我上学头两次，父母会送我，后来都是自己去。公交车站有语音播报，我也会通过听声音，辨别来的是几路公交。有的公交车年限久了，发动机老化，零件仿佛都要掉下来，哗啦响，老车的窗户会打开，能听到乘客说话。还有三个车门的公交车，一听就是不一样的。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技能，只是平时不会发现。健全人的思考方式以视觉为中心，当失去视觉以后，其他的感官系统依然可以补充。
到了深圳，城市大了，交通方式多了，但人口也多了，危险多了。深圳是一个新建的城市，设施不断在改，不断在建，导致很多时候感觉，这里本来是好的路，怎么突然又断了。
最初来深圳生活，我没什么归属感，只是觉得跟我以前生活的城市不一样，老家最高的楼层不会超过5楼。我去地王大厦，电梯也要换乘两次，我站在最高层的窗边，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风吹在脸上。
家人带我去家附近的路走一走，地铁坐一遍。一个月的时间，常走的路线我基本都熟悉了。
之前，我有过多次去到陌生的地方走不回来的经历。公交车站没有语音播报，我不知道几路车来了，问司机，司机似乎回答了“嗯”，似乎又没有回答，我就上了。到站，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只好打110。
几乎90%的视障人士身上都有伤痕。我有一次下公交，从台阶上直接踩下去，腿跪在地上，做了手术，躺了三个月都没起来。上小学，一天下雨，下水道的盖子打开着，我掉下去了，还好不深，自己爬了出来。
以前，人行道是可以随便走的，后来有了共享单车，我经常出门，一脚踢倒一排的车。
盲道被占是经常的事，有电动车，甚至汽车，柱子，电线杆，公交站，还有很多树种在了盲道上。
我想过，要是我会做动画，在抖音发一个视频，内容是我在盲道上走，撞到墙，走不通了，就出现动画：我跳墙或者穿墙而过，或一掌把墙推倒，应该能让人觉得更神奇吧。
过马路，不知道红绿灯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灭，绝大多数路口没有声音提示。去超市，找不到要买的东西，找不到收银台，我把货架上的东西碰掉下来过，会有这样的窘境。
最近这10年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事了，我有了很多方法，坐公交，手机的软件能听到车离我还有几站；车快到的时候，我会问一问旁边的人；上车，再问一下司机。如果我问，这是38路吗？他会说，你自己不看？我就换一种问法，你去不去xx方向，到不到x站？他一般会说，到。这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
在路上走，我会拿雨伞、水杯，类似于盲杖的东西，在身体前面挡一下，防止碰上什么。听声音辨别人流过马路。有时候不用盲道，贴墙走。超市很少去，靠网购。
但要真正自由地通行，无障碍环境的建立依然重要，也是最基础的。以前疫情没有发生时，我经常去香港，走到路口，有风铃的响声，叮叮，或者叮、叮、叮、噔、噔、蹬，速度快是可以通行，速度慢是等待，很贴心。
前阵子，我一个人从杭州“摸”到了北京，从在登机口等待、登机、下飞机，走到出口，全是我自己完成。但是在登机口前面的部分，取票，安检，登机口在哪里，根本找不到，机场这么大，也不知道工作人员在哪，那天是同事带着我走。
机场其实有引导服务，我申请过，但流程太繁琐了，填好多表，办好多手续，几乎卡在最后的时间才把我带上飞机。
另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引导人员并不了解残障群体的需求。
以前因为不熟悉，我找地铁的工作人员带路，我想上扶梯，他硬把我拉去坐直升电梯。他说，你看不见，不能坐扶手电梯，我后来还是自己上了扶梯。
也有好心办坏事的。有一次坐公交，有乘客怕我不会下车，说要不要抬着你，他扶着我的腿一个个台阶迈下去，我只好说，你告诉我几个台阶就行了。
另一方面，视障者坦诚面对自己的缺陷也很重要。我跟视障朋友培训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你要学会让自己“不要脸”。”
因为你在那个环境里，必须得要别人帮忙，可能别人等着你去问他，他还不好意思。再说了，他知道你看不见，你又看不到他什么表情，你管他呢？你的目的是获得帮助，到达目的地。
我自己走到哪里，都会有讥笑的声音，“这个人走路好奇怪”，好像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20岁左右年轻气盛，我还会争辩两句，现在无所谓了，爱怎么说怎么说。
去一个地方次数多了，我的脑海里会有地图。前几个星期，我跟同事一起吃饭，那家饭店我们曾经去过，在城中村，导航不准，他们半天没找到。我搭着同事肩膀说，来，我带你走。
下了地铁，往左手边走，往右一拐，一扇大铁门进去之后，再往前，第二个路口向右转，过马路，第一家店是理发店，有吹风机的声音，右边第二家店就是了，走到附近，会有声音问，进不进来吃饭？同事有点惊讶。
我发抖音视频后，有人评论，你看不见干嘛要出门？我想，出门难道不是每个人基本的权利吗？不是我不让自己出门，是社会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出门的机会。
我想跳就跳，想跑就跑，只要这条路是平坦的，可能比明眼人走得还快。
郑锐在下班地铁上发布抖音视频。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很多新闻报道关于无障碍的说法是错误的，比如说，无障碍设计方便了残障人士使用。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无障碍设计方便所有人使用，只是残障群体的需求更迫切而已。
打个比方，电梯语音播报，看上去视障者最需要，其实个子矮的小朋友、被壮汉堵住视线、低头玩手机的人，都能用到。
无障碍，其实很简单，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不要使用单一的方式去提供（服务），而是多样的方式或者可以兼容不同需求的方案。
比如电梯里除了有普通的按键外，还有语音播报，另外按键如果做得更有轮廓感，就能摸出凹凸，或者有盲文，知道是什么数字。
再举个常见的例子，很多人觉得坡道就是给使用轮椅的人设计的。但我们想一想，推婴儿车的是不是也能用？老年人是不是也能用？还有拎着大件行李的人，他们都不是残障人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刻面临“障碍”。
2013年，我第一次体验到手机的信息无障碍功能，很兴奋，觉得很神奇。我在手机里捣鼓了很长时间，感觉文字能被读（识别）出来挺方便。
工作中，很多我们合作的企业客户对信息无障碍也有误解，他们觉得，信息无障碍就是帮助视障人士用手机上网的。
我和他们见面后，一般会把定义先拆解一遍——信息无障碍，是指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平等、便捷地使用和获取信息。
短信，听障者可以使用，他们无法发语音、通话，而这个功能其实大家都在用。微信里语音转文字的功能，看起来对听障者最方便，但是它做设计时，是让所有人都可以用的，比如在嘈杂的环境里听不清语音内容；或者开会时，不方便听语音这些情况。
我曾经和视频平台团队反馈，视障者也有看直播的需求，直播不一定都是画面，我可以听主播说话，点购物车买东西。
他们说，我们的产品定位是年轻人，我回复，那视障者20岁到30岁的算不算年轻人？他们哑口无言。
现在还是有很多软件没有办法无障碍操作，尤其是出行类、民生服务类的，例如订酒店、在医院挂号，一个个按钮点过去，读出来都是“按钮”或者乱码，不是正确的信息，很头疼。
最近一次我去外地出差，要填健康码。扫码之后，那些信息都不能读，我听不到，旁边人着急，身后排队的人越来越多，时间一长，不耐烦的情绪都浮现了。我只好手忙脚乱地点着手机，额头不停冒汗。
出行和信息无障碍的问题，我向政府部门和互联网企业反馈过很多很多次。
2007年来深圳，我就向交通委员会反馈，希望他们能在公交车上加语音播报，回复是“我们会加的”，“今年就要加”，到2020年还没有加成。公交车都换了好几轮了，广告都贴了无数张了，公交车上的语音播报还是没有加上。
在银行，我取出来的号是纸质的，我会跟工作人员多说一句：很多商家排队取了号之后都配有震动器，咱们现在是5G时代的政务服务大厅，也可以做得更先进，你哪怕给我一个手机提示，告诉我号到了也行啊。
还有一些办事窗口上贴的字，很小，颜色也不分明，即使我用不上，但是对于老年人、低视力群体来说，是可以做得更大一点的，这些问题我遇到也会反映一下。
有部分街道办和政务服务大厅在接到反馈后，已经做了改变了，这没有任何技术难点需要突破的。我相信，无障碍的环境会越来越好。
一个爱与自由的世界
从小，家人给我描述了很多形容“美”的场景：清澈的蓝天白云，青色的草地，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
我记得在深圳第一次见到海，海浪声很远很远，像扇形一样覆盖到整个前方，听不出来哪里是对岸，哪里是尽头。
有一年，我去内蒙古草原旅行，草原很平坦，一个人也没有，工作人员坐在车上跟我说，你只要不把方向盘打死，随便开。
我握着方向盘，踩着油门，整个人激动得颤抖，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我觉得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我喜欢车，我的孩子也喜欢，他会带着我去摸车标的形状，这是大众，这是本田，飞度，一个个讲给我听。
2011年，我去看深圳大运会，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在做志愿者，正好是我大学的师妹。
她给我介绍场馆的布置，比赛的情况。这个姑娘说得详细，性格也开朗，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常常一起在校园里转。
她喜欢吃早茶，我们吃叉烧包、虾饺，她知道我眼睛不好，会夹给我，告诉我茶点是什么样子。
最开始一起去饭堂，她会跑到打菜的窗口，拍个照片，坐在凳子上一个个告诉我有什么。我就跟她说，你不用告诉我有哪些，我告诉你我喜欢吃什么，你去找就行了，没有的话就随便了。
2014年我们才确定在一起，2016年结的婚。以前还不认识她的时候，我担心过找不到（对象），只是没跟家人提。她不知道我有这方面的忧虑，我们见面就聊学习，聊好玩的事，一起听歌、吃东西。
在我心里，她可能是脸蛋胖胖的吧，眼睛应该很大，鼻子也应该不小，1米5左右的身高，以前认识时是长发。
和她在一起很安心。每次出去，我会跟她说，你随便走吧，很自然地把手搭在她肩上，或者手挽着手。到哪里她都会跟我讲，遇到了什么。我完全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她了。
郑锐在家里做家务。澎湃新闻记者 黄霁洁 图
我觉得，我在她眼中是一个可以被依靠的人，她有什么不太懂的问题都会来问我。她在我眼中，是个大大咧咧的姑娘，很能为人着想。如果少了她，我会感觉少了一个陪伴的人，少了一个听我讲故事、讲笑话的人。婚礼的时候，我的父母上台讲话，说了我们俩一路走来的经历。全场突然安静了，可能大家很震惊吧，她的很多亲戚朋友不知道我眼睛的情况。
对于结婚，我的父母没有给我压力，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肯定最在意这件事。在婚礼上讲话，他们都很激动，有点哽咽。
我在抖音上发了视频后，有很多刚刚当妈妈的女性，发现小孩被查出来有视力障碍，很着急，给我发私信问，以后小孩该怎么办？未来该怎样生活？她虽然不会跟孩子说，但是有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心头，我可以体会到，当事情都解决了，石头才会落地。
结婚后，我最担心的是视力障碍会不会遗传给孩子。孩子四五个月时去做了基因检测，在家里，我跟妻子说，如果结果出来眼睛有问题，咱们就不要了。讲的时候是开心的语气，没有特别深沉。
我跟她提了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提过了。这不是说我狠心，因为我经历过30年的痛苦，我不想让孩子去经历我经历过的痛苦。还有一个考虑是，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帮不上家人的忙，我会比较内疚。
她能理解，想了一段时间，说，没问题，你来决定。我们虽然给了他生命，在深圳生活有好的条件，也有足够的能力去培养他。但现在不像我生活的时候，大家比较简单，他可能没办法享受我当年自在的童年。
后来基因检测结果出来显示没有异常，我还是担忧，直到小孩一岁检查视力，完全没有问题，我才打消了全部的顾虑。
孩子出生时，我等在产房外面，孩子跟妈妈一起被推出来，我很轻地摸了摸他，是温热的，皮肤很柔软，很细滑。
那天一晚上，我都没睡着觉。
一开始，换尿布我也看不准，只能干着急，帮着扔东西，递一下纸巾。等他大了可以爬了，我就敢抱他了，扛到肩膀上，在床上陪他一起玩玩具，教他背诗、英文字母。
两岁半，他能走路，也懂了很多东西。我会说，你去帮爸爸拿个东西好不好？你告诉我，你玩的玩具是什么颜色？有什么样的花纹？培养他跟别人描述的意识。他才知道我的视力有问题，但他不一定理解这意味着什么。
我会告诉他一些理念，他可能也听不懂，但是要从小让他有印象。
郑锐和孩子一起摸摸树叶的纹路。
我跟他说，如果有坐轮椅的老人上下坡不方便，你可以及时去推一下，但是推之前，你一定要问问别人需不需要帮忙。我也告诉他，爸爸的眼睛不好，别人如果有其他身体不好的地方，你见到之后，不要去好奇，也不要去嘲笑，你应该就像对爸爸一样。(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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