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现实 是一条割不断的河
赵世瑜
以前研究历史要借助于古籍文献的记载。历史研究发展到了近代以后，考古学诞生了，考古发现使得人们对于历史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文献描述的内容，为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二重证据。虽然从古书和古物出发去寻找和发现历史是非常常见的研究方式，但是这有可能会带来一种误会，让我们把现在生活的世界与我们所关注、研究的历史区别、隔绝开来，导致我们不能非常好地理解历史。
我给大家举两个小例子。一个是江南地区，在历史上有一种民歌被人们称为“山歌”。南宋初年，有一个人写了一本讲诗歌的书叫《苕溪渔隐丛话》，苕溪在浙江北部，今天的湖州地区。《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说当时的舟人，就是划船的或打鱼的人，以及砍柴的樵夫唱的歌谣就是山歌。我们会有疑问，山歌不应该是山区的人唱的歌吗，为什么江南水乡的民歌会叫山歌呢？这个疑问只有亲身到文献所说之地的那种情境里，才会了解其中的原因。原来，江南水乡的很多地区都把湖里的岛叫做“山”，比如“太湖七十二峰”指的其实是太湖里的岛屿，所以江南水上人唱的歌才会叫“山歌”。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里，经常会提到某某“洞主”，在中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很多少数民族首领被称为“洞主”。那边都是崇山峻岭，那这个洞是不是就是山洞呢？人们是不是躲在山洞里面？实际上当我们到了这一带地区一看，再跟老百姓一聊，才知道这个洞并不是山洞，而是“峒”。湖南的南部郴州地区的一个“峒”，四周环山，但从一条很小的路进去后就会豁然开朗。“峒”里面往往是一个山间的平原或盆地，小一点的“峒”里面可能有一两个、两三个自然村，大一点的可以到七八个、十几个自然村。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到当地去，光靠读古书、读典籍理解就可能会出现偏差。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文献，特别是官方文献、官修正史认识历史。那些历史往往是朝廷，是知识分子精英、士大夫希望后人知道的历史，还有更多的历史是那些书里没有记载的。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蔚县。蔚县在今天属于河北张家口地区，到了明代的时候，它正好处在长城的沿线，在长城以内的脚下，当时叫蔚州。在明代，关外即长城以外是蒙古人，长城以内是明朝，双方长期处在交战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蔚县的城墙只有东、西、南三面有门，因为北面要防范蒙古人的进攻。蔚县很多村子外面到现在都有墙，叫做堡，里面的十字形街道中心有小庙，北边也有高高的庙，有的是关帝庙，有的是真武庙。真武是镇压北方的神，关帝是武神，代表了军队，这意味着明朝时期这个地方有大量的驻军。看这些我们就知道，当时长城沿线两边的关系确实比较紧张。
但是如果到村落里面，去看村落里保留下来的大量材料，就会发现，实际上即使在这样的紧张关系之下，关外的蒙古人和关内的明朝士兵之间还经常有贸易往来。当然，这种行为是被官方严禁的，但由于老百姓存在商业需求，私下里还是经常秘密地进行贸易，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潮流。过去大家讲到长城内外，一般都是说双方打仗拼得你死我活，但是民间的需求、生存的需要造成了当时看起来好像是不合法，但是实际上一直存在的暗中交流。到了晚明的时候，双方终于达成协议，我们通常叫作“隆庆和议”。在这之后一直到清朝，民间的和官方的商业往来都打通了，因为到清朝，蒙古地区也被纳入了版图。因此，我们在蔚县这样一些汉人生活地区的寺庙里，可以看到很多蒙古穿着打扮或者是藏传佛教的形象，这说明双方文化的交流和碰撞非常频繁。如果不到这个地方去，很多具体的过程就不知道，甚至可能会有错误的印象，认为这样的一些地方都是战争区和交战区，两族人民之间老死不相往来，非常敌对。
我们再把视线拉到南方去，讲一个贵州东南部的例子。在清代的雍正年间，国家实行了一个政策叫“改土归流”，原来在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由土司来进行间接管理的方式，从这个时候开始普遍改成由中央派遣官员来替代世袭的土司。但是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中间有没有障碍、运行的是不是很顺利，老百姓是怎么应对这样一些政策变化的，我们还不太清楚。于是我们到了黔东南的锦屏县，到了老百姓的苗寨和侗寨里。到了大山里面，我们看到老百姓几乎每家都保存着大量的图片，这些买卖木材的契约文书摊在桌子上，看起来非常震撼。到今天为止，经过很多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在黔东南的清水江流域大概收集到数以十万计的从明代到清代的契约文书。从这些契约文书里，可以看到当地老百姓是怎么种树、怎么伐木、怎么进行交易的。这说明在清朝甚至明朝的时候，那样一个非常偏僻、交通非常不便的地方，实际上已经跟全国的商业市场有所往来了。
我们在去那些村寨的过程中，在清水江上坐着船走，当地有人告诉我们说崖壁上有一块碑叫“奕世永遵碑”。这个碑是清代中叶，大概嘉庆年间写成的。它讲到在清代中叶，从内地相对北边一点过来的商人，比如从安徽、江西、陕西几个大的商帮会到这里来购买木材。由于买卖的规模越来越大，时常会有一些纠纷，就出现了一些中间人，他们是苗人，会讲当地的语言，又会和汉人打交道。大家经过商议达成了协议，把协议刻在了崖壁之上。达成协议的背后，实际上标志着这样一个很偏僻的山区已经和中国的非常广阔的地区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木材会顺着江水先进入湖南，从湖南汇入长江的干流，然后慢慢漂到比如南京这一带，然后在南京顺着京杭大运河的北段进入山东，更多的可能是流入在那个时候就已经非常富庶的江南地区。
通过这样的一些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在生活世界当中，可以发现很多以前我们从来不会意识到的崭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甚至很多课题已经有很多学者研究过，但是到了生活世界当中去看，跟老百姓去了解、看他们家里面藏的东西、听他们讲他们祖先的故事，可以产生出很多新的历史解释。
我们在全国各地跑，在每一个地方做很长时间的田野工作、田野调查，大概已经有了三四十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通过这样的努力，让人们知道历史和我们生活着的现实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它是一条割不断的河。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选自《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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