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灰色轨迹

原创 王汎森 理想国imaginist

前段时间，五条人在乐队的夏天的表现，逗乐很多观众，他们不会料到自己的率性上了热搜，人气高涨，估计复活赛会回来。“知识分子不打架的”成为其中一个梗。知识分子，当然也有打架的，都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更多时候是嘴上纸上“吵架”。

这句玩笑话，可以引出知识分子的形象问题。说到这，估计大家能猜到，今天要说的是知识分子的形象。“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词汇了，但对其从古至今的变化史，可能了解有限。直到今天，知识分子仍难以摆脱政治情结这只红舞鞋，喜乐安康不是念平安经能念出来的。

我们曾推荐许倬云先生谈知识分子的文章《在今天，我们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今天分享来自王汎森先生论述近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文章是节选，选自《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这本著作评价高，其中《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等文章，都让人深受启发，甚至可说醍醐灌顶。

不过说回来，推荐这样一篇学术文章是冒险的，也许阅读量创新低——不会因为这么一说，阅读量就上去。写到这，想到一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读学术著作？简单点说，有时一篇学术文章，往往是写作者穷多年阅读、考证和思考的积累，得出的史识和观念，“卡路里”含量高，回味无穷，有些可能就是一辈子跟随影响你。

划重点

1.熟悉传统知识分子历史的人，当然不会天真到相信传统士大夫确能如何有效地与专制皇权相抗衡，但是至少在主观的理想上，不少读书人是自信可以也应该如此做的。

2.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处在一个过去熟悉的规范与秩序皆跌得粉碎的时代，想要寻找自己的新定位，变得非常困难......有许多人好奇，何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失去制衡统治者的力量，这当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人归因于知识分子的软弱，但是怎么会突然有一两代的知识分子都变得如此软弱，原因之一应该是在自我边缘化之后知识分子失去了抗衡统治者的正当性与自信。同时，社会也失去多元的声音，政治决策也全面轻视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以致许许多多的问题也跟着产生了。

3.废科举造成一大群读书人失业或汲汲营营寻找新出路，也更突显士之无用及自我定位之困难。

4.读书人的自贬、自我边缘化可以分两阶段。前一阶段是“士”，下一阶段是“知识分子”。前一阶段是现实环境逼出来的，后一阶段则是在俄国革命思潮影响下读书人自我形象的改变。

5.经过几年的宣传，“劳工神圣”的论调已定，翻开当时的各种报刊，都不难看到类似“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或“只要我是一个工人”之类的话，只是文字没有这么戏剧性而已。

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节选）

王汎森

在先秦古书中，“四民”的概念常常出现。在有些古典中只出现士农工商之名，并未排出一个先后顺序，或是与后来人们所习知的次序不同，但后来慢慢地有一个优先级：士→农→工→商（如《管子·小匡》），孟子也提出“劳心”及“劳力”两种人，并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显然是以劳心的“士”为治人阶层，劳力的农工商是被治的阶层。这个顺序流行了几千年，而且几乎不曾改变过。人们也不大追问为什么农人工人要生产东西给劳心者使用，为什么天底下有一批劳心者的工作就是“治人”？

在西方封建时代也有类似的概念。法国史家Georges Duby在他的《三种秩序》（The Three Order：Feudal Society Imagined） 中区分这三种人，一种是打仗的贵族，一种是从事生产的普通人，一种是向上帝祈祷的僧侣。如果我们把表达方式更换一下，则生产者是“劳力”者，而僧侣是“劳心”者。西洋中古时代的人民也把它奉为天经地义的社会秩序。

也许有些人不喜欢以下的说法，但它几乎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从汉代以后的历史，即使连元代的所谓“九儒十丐” 或一些特定的时期外，“士”的崇高地位近乎是天经地义的 ，不需要讨论也不必质疑。历史上当然也出现过许多对士大夫加以困辱、压迫的事件，但至少在绝大部分人心中，“士为四民之首”，是毫无争论余地的命题，需要讨论的只是在这天经地义的大前提之下，反省“士”之职能与任务应该是什么？想了解这个问题最方便的方式是打开各个时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那一类书，查与“士”有关的条目。读者会很轻松地发现，以清代为例，就有不少文章是通过训诂或其他方式，给理想中的“士”应该如何作或隐或显的讨论，人们也许对他那一个时代的士风有很大的不满，有的高声疾呼要把松动的螺丝锁紧，有的是讨论理想上应该如何修正士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等。但无论如何，在晚清以前，几乎未见到读书人严重质疑“士”之优位性的文字。但晚清出现两种观点，它们急遽地改变了“士”的自我形象，第一是“四民皆士”的新观点，第二是所谓的“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对立。

在晚清，当西方科技知识涌入，而中国又一再地挫败之后，兴起了一种专业主义，它一方面是强调追求应用性知识技能，另一方面是分工、专精理念的兴起，取代原来“通”儒的理想，或君子不“器”的观念。他们认为，长期以来被社会心态贬抑为末流的“百工”，应提高到与传统的士所追求的知识相平等的地位，要治国平天下非得要有“百工”不可。

在西方科技知识大举涌入中国之后，几乎形成两种知识形式的对立。在这里，我想借用费孝通的一个观念。费孝通说：“在人类所知的范围里，本来可以根据所知的性质分成两类，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他说“规范知识是劳心者治人的工具”。

在过去，“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的区分是没有社会及思想意义的，原先，农圃百工的“自然知识”是士所看不上眼的，并不形成一个对立的范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书”主要是指四书五经之类的规范知识。而且，宋代以后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是以《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在《大学》“八条目”的传统下长大的读书人，格物致知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是一个连续体。更何况是在理学的传统下，认为“格物致知”并不是单纯的向外追求自然知识。但是现代西方科技知识进来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所谓格致与治平天下之学是不同的，格致与辞章考据是不同的，那也就是“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之不同。前者是百工器物、是实用的，后者是道德、政治的原理。四民之中，农工商属于前者，士属于后者，这两种知识的升降当然也就决定了“四民”的性质与定位。

一、 四民皆士

晚清出现一种“四民皆士”的观念，认为理想的现代国家，“士”不是一小群读书应考者的专称，所有人民都应该受教育。曾国藩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含蓄的四民皆士的主张，他说：“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他并未说出“四民皆士”，但是他抱怨中国除“士”以外便不入塾读书的传统。“四民皆士”的主张很简单，即四民中的农、工、商也应该读书、讲求他那一门的专业知识。农、工、商不能只靠一点代代相传的经验，也应该研究其中的知识，所以他们也应成为“士”。郭嵩焘说古代的士与耕者工者相同，各以其所能而自养，舜及伊尹是耕者，傅说是工人，吕尚屠且樵，孙叔敖是商人，皆可任为士。钟天纬（1840—1900）在《扩充商务十条》中也要求放宽“士”的定义，说“有商中之士，有工中之士，有农中之士”。后来梁启超在《变法通义》的《学校总论》中更进一步说：“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 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郭嵩焘及梁启超可以说已清楚地将“四民皆士”的主张提出来了。如果回到前面所提的“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之区分，则“四民皆士”是主张“士”或“读 书人”不应只是攻习“规范知识”的人。不管所讲求的是“自然知识”还是“规范知识”，他们都是“士”。在今天看来，这是何等平常的观念，但在晚清，这是一个非常令读书人感到不安的想法，湖南的王闿运（1833—1916）就认为四民皆读书是危险而要不得的事。

“四民皆士”的思想在晚清是颇有力量的，1900年邹容（1885— 1905）的《革命军》也受到这个思潮影响。他说：

中国人群，向分为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曰士子，曰读书人。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即无人不为士子。中国人乃特分别之曰士子，曰读书人，故吾今亦特言士子，特言读书人。

邹容的话是当时许多人心中想的，欧美是“无人不为士子”，而中国把“士”独立出来并高居四民之首是不对的。以上所引，从曾国藩、郭嵩焘、钟天纬，到梁启超，到邹容，经历了数十年时间， 议论也一步比一步突显。不过另外还有一群人，并未说得如此简易直截，他们仍想在“士”为四民之首的框架下来重新安排，或者说在以“规范知识”为主体的框架下将“自然知识”安排进去。

为什么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呢？因为他们既想维持“士”的优位性，但又充分了解专业知识的重要性。他们有的借着“部分化” （compartmentalized）来处理，像张之洞《劝学篇》（1902）中“政”与“艺”的区分即是。他说一个理想中的“士”应该同时掌握“政”（规范知识）与“艺”（自然知识），但是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先后顺序，“政”应该优先于“艺”。王韬（1828—1897）所说的“宜于制科之外，别设专科”也代表这一派的思想。

另外一种想法是承认四民皆士，但认为“士”所学的东西有“大学”、“小学”之别。像熊亦奇便说，应该在所谓“四民”之外加上 “兵”成为“五民”，这“五民”所学，“大学”的部分是士所独学，“小学”的部分是专门之学，士、农、工、商、兵所同。“士”比其他四民多一层“规范知识”之素养，但是他与其他四民一样都得要 拥有某种专业知识。

我不敢说“四民皆士”或上述那些调和论者哪一种在当时较占上风，不过，我们确知当时有一种新四民观，它逐渐地冲撞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四民顺序。

晚明因为商人精神之兴起而出现了“士商异业而同道”，“良贾何负于闳儒”等带有突破旧的四民秩序的看法，不过，因为“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价值观仍在，所以如果能有机会，仍有许多人要 “易贾为儒”，或栽培子弟成为读书人。晚清逐渐形成一种舆论，士、 农、工、商地位相同，并没有由一个转向另一个的需要。除“四民皆士”之外，晚清也有以商、工为本的论调。当时甚至出现一种以“商”立国的论调。郑观应（1842—1921）《盛世危言》说：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

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

又说要：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

郑氏说西学分为天、地、人三学：“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王韬有《恃商为国本论》，薛福成则说“商握四民之纲”，宋恕（1862—1910）则说“东西文明之国为士农工商之天下” ，也很清楚地点出在现代国家农工商之重要性。

前面所引的几段文字，不只提倡四民同样重要，而且隐隐然将商或工摆在士之上。像前面所引郭嵩焘的《养知书屋文集》中的话，最后几句是唐宋以后士为闲民，士不能自养，故士之名乃消失。不管是“恃商为本”还是士不能自养则“士”之名乃消失，其态度是很激烈的，严复在1895 年发表的名文《救亡决论》中，也以是否“有用”来决定“士”的地位。他先是说：“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也就是说“格致”，即“自然知识”，才是“有用”的，是能致富强的，“规范知识”是不行的，故他在这篇大量批评“士”的长文中宣称士“为游手之民”、“士者，固民之蠹也”，“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清末的邹容则说：中国读书人不但无用，而且愚笨，老百姓之愚是因为他们没读书，而士人之愚则是因为读错了书，故愚笨的程度要超过老百姓：

中国士子者，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何也？民之愚，不学而已，士子愚，则学非所学而益愚。

如果我们简单归纳以上的讨论，可以发现“四民皆士”的观念的兴起，以及在士大夫心目中以“规范知识”为主体的典范没落，形成交互更迭的两个轴心。过去被轻视的“自然知识”不但逐渐取得与“规范知识”相平等的地位，慢慢地，“自然知识”的地位还要压倒“规范知识”，它使得士要回过头来反省并质问自己的定位。实际上，中国当时具有专业知识的人非常之少，但是实际的数量，并不影响士之“自我形象”的变化，也不影响士人们要以何种标准来评估自己。这种对自我定位的深刻质疑是负疚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仕、学合一的中断

从某一个层面来说，1905年废科举是“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的决裂点，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舆论及现实最终使得“自然知识”压垮了“规范知识”的地位。

废科举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为读书人开启了许许多多新路，读书人可以不必一辈子两眼盯着科举考试所限定的几本书，自由地追求各种知识；读书人也可以不必挤向那近乎唯一的成功的窄门， 路途可以无限宽广，人们可以成为各种专业人士。但是家门前的一条河，有的人会放一条小船航向辽阔的世界，也有的人会把它当作自己和外面世界的天然阻隔，对大部分人来说，废科举是斫丧了他们的前途，把只有规范知识而无自然知识的旧读书人，推向社会的边缘。废科举，使得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对某些人来说是解放，但对大部分的读书人而言，是逼使“士”成为一个漂浮的阶层。蒋梦麟（1886—1964）在《西潮》中说，他少年同学中凡是用力于科举旧学而又表现优秀者，大多潦倒以终，而他自己这位旧书读得不怎样的人后来却飞黄腾达。用他的话说，“我的这些祸根后来竟成为福因，而先生们认定的某些同学的福因结果都证明是祸根”。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了，四书五经又与现实生活不大发生直接关系，旧的士阶层顿失所依，同时也形成旧士与新士之决裂。写八股文的人看不起新派读书人，新派读书人更看不起旧士。但无论如何，废科举造成一大群读书人失业或汲汲营营寻找新出路，也更突显士之无用及自我定位之困难。

停罢科举的诏书

我觉得瞿秋白《饿乡纪程》中形容所谓“破产的士”，虽然写作年代已晚至1920 年，但对“士”的经济生活之崩溃这一点仍有参考价值。瞿秋白说他自己东奔西走，像盲蝇般乱投，要求生活的出路，“而不知道自己是破产的“士的阶级”社会中之一社会现象呵!”士的经济困难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废科举之后无法调适的士的流离失所，一个是支撑旧读书人的传统宗族、农业经济在西方商品的大量流入之下终于破产，这两个因素将旧读书人抛掷出来。瞿秋白用这篇文章来写他自己，废科举时他只有七岁，几乎不能算是受废科举直接影响的人，但是他都有那样深刻的感受了，我们可以想象老一辈人的境遇。我并不敢说现实上的困境必然导致士的自贬，但我们必须放在心上的是，190年废科举是空前的事件，它的抛掷力也是空前的，它把“士”的“无用”映照得格外鲜明，这与士之自贬自抑不可能没有任何关系。

三、从“无用”到“无道德”

除了因为无“用”而引起的自贬外，清末还有一些读书人开始认为，即使从道德的层面去考虑“士”的水平，则士自许为四民表率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当时“士”的道德水平不但不是最高的，甚至可能是四民中最低的。这是读书人造自己的反的一个新高度。章太炎在1906年之《革命道德说》即从道德的良窳来论贬士流。

章氏这篇文章当然有其时代背景，他显然是想反驳梁启超《新民说》一开始那几篇强调“公德”重于“私德”的文章，同时也针对当时革命志士道德水平低落而发。章氏在文章中认为革命党人须先具“私德”，没有“私德”便谈不上“公德”。章氏认为道德的程度随职业而变，他将中国当时人民依职业分成十六种：农人、工人、 稗贩、坐贾、学究、艺士、通人、行伍、胥徒、幕客、职商、京朝官、方面官、军官、差除官、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而且职业愈高，知识愈高，道德水平愈低。决定道德高下的标准是“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而依这个简单的标准去衡量，农人道德最高，工人、稗贩、坐贾、学究、艺士，虽各有一些毛病，但都不失为有道德之人，但是从“通人”以上，便开始进入没有道德的范畴! 章氏说：“故以此十六职业者，第次道德，则自艺士以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以上则多不道德者”，“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而且他还认为：“今日与艺士通人居，必不如与学究居之乐也；与学究居，必不如与农 工稗贩坐贾居之乐也；与丁壮有职业者居，必不如与儿童无职业者居之乐也。”

“通人”是划定道德高下的界限，“通人”以上是坏的，“通人” 以下才是好的，谁是通人？“通人者，所通多种，若朴学，若理学， 若文学，若外学，亦时有兼二者。朴学之士多贪，理学之士多诈，文学之士多淫，至外学则并包而有之。”又说“通人要多无行”。而“无行”的人不只是治传统学问之人，甚至还包括熟习西学的人。

章太炎有一层没有说出的意思，凭借专门技术维生的人比较有道德，无专门技术或其职业本身牵扯太多社会交往的人，其道德水平多不可保，社会化愈深，道德水平愈低。

章太炎还说，有道德的六种人，如果变得有知识了，就要开始失去其道德质量，他说：“浸假农为良农、工为良工、贾为良贾， 则道德且不可保；学究、艺士进而为通人，资藉既成，期于致用，其道德又爽然失矣。”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标准，愈有知识，愈无道德， 愈为良农良工良贾，即道德愈不可保，所以，朴拙是好的，“知识” 是坏的，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所以也是道德上有问题的人。

有趣的是章太炎将“学究”与“通人”对立起来。学究本来是被嘲笑的，但在这里是比较高的，“通人”本来是儒家的理想，这里成了最无道德的之人。而他此处的所谓“通人”，大多即指当时的学者。而“通人”以上者，则大多求做官，而且他所指述的这些做官的途径，大多是靠着钻刺，这似乎是在说儒家最大的问题是“湛心荣利”，而章太炎认为，“土”以做官为职志是行不通的。章太炎写这篇文章时，科举刚废，而太炎似乎也在说仕、学合一的传统是不行的。

章太炎对“士”毫不容情的批判当然与他对“儒”的研究与批判不能完全分开。在《诸子学略说》中，他动辄说“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称“儒家之湛心荣利，较然可知”，说：“君子时中，时伸时绌，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于行事则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 是。”又说：“儒家者流，热中趋利，故未有不兼纵横者。”如果比较 《革命道德说》与上述的几段话，可以发现判断有无道德的标准一样是能否“艰苦卓厉”，是否能言必信、行必果，而儒者所熟习的是一些在现实上没有作用的四书五经，又没有专门的维生技能，故必须依靠着买空卖空贩卖其所谓治国平天下的知识以维持住自己的身份，所以只能是“热中”趋利，是奔竞，是不能坚守原则。

章太炎对中国社会各阶层道德质量的分析，与他对晚清士流的第一手观察有关（其中还包括对康有为等孔教人物的不满），但是他的反省与批判也等于指出“士”的旧路是走不通的，不应该有这一个阶层。

对“士”的失望使得这批读书人寄希望于另一阶层，即下层百姓。造成这一思路的原因很多，非此处所能详论。清末浮现的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当然与此有关，在谈到这一思路时，还是要再提一下当时的思想怪杰宋恕。宋恕显然怀抱着浓厚的社会思想。他曾出语惊人地宣称应“由贫民来定道统” ，他又宣称“士大夫之品评无据，远不如种田挑担人之有真是非”。可惜宋恕并未充分开展这一思想，所以其深义并不容易把握。

与宋恕、章太炎约略同时的“白话道人”林獬（1874—1926） 则宣称“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白话道人在《中 国白话报》的发刊辞上，一方面说只要这一个报馆一直开下去，用不到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但同时也说：“唉呀 ! 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 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我们这一辈子的人，不知便罢，倘然知道了天下的大势，看透了中国的时局，见得到便做得到，断断不象那般读书人口是心非，光会说大话做大文章，还要天天骂人哩。”我们当然可以猜想白话道人是为了推广报纸给下层百姓看，所以说些讨好百姓的话，可是讨好、鼓励下层百姓并不一定要同时贬抑读书人。同时代办白话报的人，像陈独秀宣扬他的 《安徽白话报》时，就未说这种话。

四、“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读书人的自贬、自我边缘化可以分两阶段。前一阶段是“士”，下一阶段是“知识分子”。前一阶段是现实环境逼出来的，后一阶段则是在俄国革命思潮影响下读书人自我形象的改变。前一阶段的意见是分散的，后一阶段的意见比较集中，前一阶段侧重“士”之无品无用，而第二阶段着重强调做一个知识分子是有罪的，或者说理想上不应该做个读书人，而应该做个工人。“劳工”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而不是知识分子。这时人们想望的不是“四民皆士”，而是“四民皆工”。他们并不主张四民平等，而是认为“士”是四民之末。这个阶段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或应该说俄国大革命成功之后。

俄国大革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李大钊在俄国大革命成功的消息传来后，在《新青年》的五卷五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1918年 11 月 5 日），说今后的世界会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同时又说：“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啊 ! 快去作工呵 !”

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了一篇《劳工神圣》，他是这样说的：

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 我们都是劳工。

由“四民皆士”到“四民皆工”，前后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已。

在俄国大革命成功之后不久，便有“五四运动”。“五四”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运动，这两个事件使得此时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出现了两种意见，一派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重心，一派认为劳工才是社会的重心，在当时知识分子心中，也常同时存有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当然也有主张这两者应该联手的，李大钊在1920年一篇文章中说“劳工阶级”与“知识阶级”应该携手合作。李氏在这篇题为《知识阶级的胜利》中说，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不过他又进一步定义“知识阶级”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在说了这么多之后，他并不放弃民众主体论中不与民众发生关系的读书人，即不能为“知识阶级”。

李大钊的思想在当时青年学生中很有力量。罗家伦（1896— 1969）、傅斯年等《新潮》领袖，在当时都免不了受到他的影响。1919年，刚从北大毕业的傅斯年在山东老家写了这样一篇后来从未发表的文稿《时代的曙光与危机》，他说：“然而僭窃者何尝专是帝王贵族绅士的高号呢？我们不劳而亦食的人对于社会牺牲的无产劳动者，也是僭窃者，将来他们革我们的命，和我们以前的人革帝王贵族的命是一种运动。”以前的“士”也是“不劳而食”者，可是他们看到汗水淋漓的农人、工人，却并没有什么不安或惭愧的感觉，但这一代的青年想法不同。他们受到新思想的洗礼，所以即使看到的是亘古以来不变的现象，心中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的。

与傅氏同在北京、带有浪漫色彩的王光祈，受了左派思想及“新村主义”的影响，在1918年6月与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王氏在《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描绘这一个孕育了一代有志青年的团体时说，改造中国最有希望的是“中国劳动家”，而他们想达到的理想社会是没有阶级的，“智识阶级同时便是劳动阶级”，“我们自身便是劳动者，便是劳动阶级的一分子”，在这个社会中读书和做工是在一起的。王光祈自己是读书人，而想望成为“劳动阶级的一分子”，相当值得注意。1919年底王氏在北京发起工读互助团，试验“学者”、“做工”的生活理想。毛泽东在“少中” 发起为每一个人洗衣服，每次收一枚铜板，即充分体现了北京工读团将“工人”与“学者”合为一途，“工人”即“学者”，“学者”即“工人” 的理想。虽然北京工读及各地响应的组织在经过短短的几个月就宣告失败 ，王光祈也很快便出国留学，最后死在德国，但这个社团对一代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人就说 ：“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的蠹民吗？号称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了，但是请问回到家里扛得起锄，拿得起斧子、凿子，擎得起算盘的可有几个人？”

在这样的空气中，来自杭州的一位敏感青年施存统——他几乎对当时的每一个新风气都很敏感，在新文化运动时，大胆写出《非孝》的文章，引来杭州政府当局对浙江第一师范的镇压。而这个时候施存统也敏锐意识到这一种新的浪潮，他这样烦恼地慨叹着：

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上左为施存统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一种言论开始产生莫大的影响力，主张劳工神圣、劳动神圣、劳心与劳力之结合，知识分子必须与劳动者联合，反对将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分开，认为“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生”。尽管他们一再强调劳心与劳力之结合，但显然“劳动” 居于优位。即使是劳心与劳力结合，他们也不称其为知识分子，而称为工人；如果不能与劳动相结合，便是“伪士大夫”或“伪知识分子”。这样的议论当然不会出现在胡适阵营，原来“知识分子” 观念仍是主流，但却在青年当中流行，他们不只对一种身份，而且对值得追求的知识的范围，产生不同的看法。这一脉思想的来源相当复杂，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之影响随着俄国大革命的成功而更活跃。如果我们稍为检视几种资料书，如《五四时期的社团》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很快便发现这一思想的绝大势力成为当时许 多社团、期刊中频繁出现的口头禅。而当时甚嚣尘上的各种“勤工主义”、“工学主义”、工读互动的团体，则为其表现。提倡这一思潮的，都是当时的新知识青年，它非常深刻地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工业商业学校的学生

“五四”前后，“阶级”这个概念逐渐成为思想家分疏既有概念的另一项重要武器，他们的论说愈趋细密，像李大钊就说“平民政治” 是不对的。他说，因为“平民政治”的暧昧会把占人民半数的妇女排除出去，并把大多数无产阶级的男子排除在“平民”之外，所以他所要的是“工人政治”（Ergatocracy）。而左转之后言论日趋激烈的陈独秀讨论到当下及将来的国民运动时，认为主要的动力是商人、工人、农民，但知识阶级的“连锁作用”仍不可轻视，“正因为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固定不摇的阶级性”。应该使知识阶级为工人政治服务。

在1927年，当王国维自沉后，顾颉刚在《文学周报》发表了 一篇纪念文字，他一面纪念，一面却又责备王氏。他说学术研究工作应该是要像“做工”一样，“我们应当造成一种风气，把学者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这段话有两种意义，即学术研究像是工人做工，而且“他们的地位跟土木工、雕刻工、农夫、织女的地位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凭了自己的能力，收得了材料，造成许多新事物，他们都是做工，都没有什么神秘”。应当“把学者们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所以人们不必认为会写文章的人有什么神圣，必定要做官，也必定要被社会“捧作民众的领袖”，学问研究与做官是两回事。知识分子应该和“民众”在一起，他拿王国维作反面教材批评说，王国维少年时期在日本已经剪了辫发，到了民国成立后反而留起辫子来，最后还殉清，“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这种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表同情的”。顾氏原来是想成为王国维弟子的，但在这里竟有谴责的意思，其关键原因是读书人积极希望成为他们所不是的身份，他们认为自居为士大夫是可耻的，应该成为“工人”或“民众”，而王国维却选择维持士大夫的架子。

经过几年的宣传，“劳工神圣”的论调已定，翻开当时的各种报刊，都不难看到类似“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或“只要我是一个工人”之类的话，只是文字没有这么戏剧性而已。左派知识分子对这个主张非常敏感，此处仅举恽代英为例，他到处批评人们是“士大夫救国论”者，1924年10月青年党国家主义派出版《醒狮周报》，这个刊物直截了当反对共产主义，恽氏在次年4月25日 的《评醒狮派》中说：“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他们的“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是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他们的意思，却只是说这一派士大夫是太糟了，须得另外换一批好的士大夫来。”他又说：“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然一一都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 青年党领袖左舜生（1893—1969）很快在5月16日《醒狮周报》三十二号上发表《答共产党并质恽代英君》，说他们并没有提出“士大夫救国论”，对恽代英“硬指定我们的言论是“士大夫救国论””表示不解，并反唇相讥共产党是一批大学校长、教授及大学生利用青年、利用农工阶级为“攘夺政权的武器的士大夫”。文章刊出，恽代英又于《中国青年》八十二期（1925年7 月18 日）中说 ：“我们却做梦不敢自命为“士大夫”，更不敢自命靠“士大夫救国”。”他仍强调士大夫时时可以卖国，并要左舜生“还是丢了那个迷信士商阶级的空想，来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发展他们的监督力量罢”！

同年7月，戴季陶（1891—1949）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其中提到最少在未来五十年，中国的政治应该完全握在“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青年手里”。瞿秋白马上在《向导》发表他那有 名的《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1925），指控戴季陶以为“等到政治权力握在所谓三民主义青年（知识阶级）手里之后，自然会实现民生主义”。从以上争执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思想界已清楚分成两边，“五四”以后“青年”是时髦的，但这个时候只是“青年”还不够，必须认定劳工才是肩负历史未来走向的重心。而鼓吹它的，当然一无例外是读书人。

原标题：《“知识分子不打架的”丨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灰色轨迹》

阅读原文

新闻推荐

黑豹乐队将唱响金沙滩啤酒城 8月3日至6日每晚将在中心舞台激情亮相

8月3日-6日晚,黑豹乐队将唱响金沙滩啤酒城。本报8月3日讯(记者潘旭业见习记者李自强高雅洁齐春赞)8...

安徽新闻，讲述家乡的故事。有观点、有态度，接地气的实时新闻，传播安徽正能量。看家乡事，品故乡情。家的声音，天涯咫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