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纪事 苏北
苏北，散文家、汪曾祺研究专家，安徽大学兼职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著有苏北作品精品集（六卷），曾获安徽文学奖（政府奖）、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小说月报》第12届百花奖入围作品等多种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协理事，安徽金融作协主席。
乡下
1962年秋天的一个黎明前的黑夜我迈出母亲的大门，来到这个纷繁的尘世上。那个秋天苏北的农村还极端贫困，母亲用她寡淡的奶水喂养这个满身泥土气味的丑陋孩子。孩子竟然慢慢、慢慢地长大。?
我对10岁前的事体只有些许模糊的印象。只记得在乡下，乡下在县城的北乡一个叫余庄和平的地方。那地方水很多。我家的庄前即有一个叫寡湖的大塘。塘埂东南角的高坡上长一丛由刺槐树、苦楝树、乌桕树、水杨柳和老柳树组成的杂树林。我那时同邻庄一个叫大海的同龄孩子经常光顾那杂树林子，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捉鸟。夏天的雨后则拾“地大皮”，——一种雨后即发的菌。地大皮是拾到的。拾了即和韭菜炒吃。童年的地大皮非常好吃，记忆中的鸟则一只也没能捉到。鸟是有的，灰喜鹊和斑鸠。
灰喜鹊叫“喳——喳喳，喳——”?
斑鸠叫：“鹁鸪鸪，——咕!”?
如今想来极为亲切。?
寡湖的埂上长满了巴根草。寡湖的五月一湖荷叶，七月缀满荷花，八月莲蓬满池。寡湖里也有成群的鸭子，麻鸭和白鸭最多，童年的鸭子在寡湖叫：“呱，呱呱呱呱——”，就仿佛满湖荷花莲蓬在湖的深处叫。?
幼稚园与我辈乡下孩子无缘。我的小学的五分之三是在乡下一个复式班完成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美丽的女老师。她似乎是个下放知青。她叫王得好。她的名字和她的人一样美丽。这大约是我童年世界里第一个女性的名字。我至今还奇怪：有许多名字我都忘记了，这个名字却刻骨铭心。我们教室是用的一个张姓大户人家的旁厢。那是一间土砌草顶有洞的旧屋。我记得仰望屋顶还见光线。光线中尘粒翻飞旋转，极为辉煌，极有秩序。那种景象极为壮观。
教室的地为白土，坑坑洼洼，有调皮的孩子将尿撒在凹洼处能阴湿半天。我的同学我只记得小虎子和张玉田。小虎子因为是张家老五。张家的孩子在我童年记忆中特别的多，似乎有八九十个，小虎子的姐姐那时似乎已很大了，帮母亲做事，并不读书。张玉田是个独子，他家住在小虎子家的隔壁。张玉田长得白白净净，白果脸，男孩身后却拖一挂漆黑的长辫。张玉田的母亲也很年轻漂亮，也是白果脸。张玉田爸爸我一次没见过，不知没了还是一直在外。张玉田家很干净，比小虎子家不知要清爽多少倍。张玉田家院子里有一棵枣子树。树不大，可夏天木枣子结得特别多。我的同学似乎都吃过张玉田家的木枣子。?
我记得这两位的原因主要还是我们仨孩子合伙干了一件恶作剧。那时的小虎子家养了许多的小鸡。大约有四五十只吧。整天由老母鸡带着，在院里叽叽喳喳。有一回下课，不知谁先起的头，仨孩子捉了一只小绒鸡。剥开鸡嘴，掏出小鸡鸡用尿灌小鸡。究竟谁人灌的现在印象全然模糊，但小鸡确乎是给我们灌死了。我记得小虎子妈妈回来后，大吵着骂我们，并顺手“刷”了小虎子一个耳刮子。我也被吓得噤住。张玉田大哭了起来，引出了他白果子脸的娘。?
倒有一件事令我难忘。一次我和邻庄的大海一起打猪草。猪草是一种叫土萁苗的多浆的藤草。长在五六月的麦棵里。我们打猪草就趟着五六月的即将收割的焦黄的麦棵去找。找到一棵，即弓下腰连藤拔起，放入猪草篮。我记得我的个子都还没有麦子高。有时打半天，垫脚一看，不知人已在何处。打猪草的时候，我们还玩一种用小镰刀扔的姿势定输赢的赌博游戏，来均衡猪草的数量。我记得镰刀的姿势有“∧”“Γ”“∨”，还有一种睡倒列为最次。有一次我们在寡湖东面的杂树林子的埂畈子下的一块麦田里打土萁苗。我在麦田里趟着趟着忽然发见一丛倒伏的麦子，竟是一个鸡窝。一只芦花鸡正蹲在窝里下蛋。鸡见到人即刻飞扑了起来逃走，窝里竟是几十个鸡蛋!我见了鸡蛋也立即伏倒扑过去，就往篮里捡。大海也同时发现，也要来拾。我们便扭打谩骂起来。我说我先发见，他说他先发见，最后以均分言和。
除却以上记忆，我在那个学校里还知道了天安门和南京长江大桥。
挣钱买靴
我曾经拥有一双漂亮的胶靴。这是我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为那双胶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付出了令我今天想来仍难以置信的巨大劳动。?
那时候，胶靴非常流行。一个少年能拥有一双漂亮的胶靴，那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我那时读初三，我们班有几个家庭富裕的同学，他们的父母为他们托人从上海带回了胶靴，他们穿在脚上，仿佛那脚立马生辉，显出尊贵来。真叫我们羡慕得不得了。?
我非常想拥有一双漂亮的胶靴。可那时候，像我们这样收入的家庭，怎么能舍得在一个孩子身上一下子花上七八块钱呢?于是我同母亲商量，能否利用暑假到她工作的砖瓦厂去做工，挣了钱给我买一双胶靴。母亲欣然同意，说她到厂里说说看。没想一说，还真成了，同意我去做。厂里的生产调度捎来话说，只是活儿太重，是削砖坯的苦活，怕我吃不消，不知我愿不愿意。母亲也担心我干不下来，可我想胶靴想疯了，一定要去。母亲见我执著，而且那时孩子也不娇惯，于是就同意我去削那砖坯了。?
那时削一块“坯”似乎是几毫钱，削百块“坯”才见分，千块才见角。快手一天能削两排长龙似的“坯”，挣的钱也达不到元。第一天上工地，管调度的老马见我长得单薄，说：小地(我的小名)，你行吗?当时我还犟嘴，一挺胸，说：“行！”可真干起来，我的妈呀!这无边无际的长龙要干到何年何月才能干完啊!可为了那双胶靴，我拼了命也得挺着干，一天下来，我腰酸背痛，手上也磨起了好几个大血泡，一碰痛得钻心。这样咬着牙挺了几天，也就过来了，手上的血泡变成了茧子，腰腿也不酸了，可我干得太慢了。老马来训斥我：怎么这么磨蹭!你别误了我们的生产。我那时小，什么也不怕，狠狠顶了老马一句：“我是知识青年，来锻炼的!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但我心中暗暗使劲：一定要赶上他们!因此我每天六点多钟即上工地，掀起顶盖，把自己埋在砖堆里，一块接一块地削。因为暑期，天热得很，一天下来，我的衣裳不知要湿几回。还有几次，我早晨就将中午饭(鸡蛋猪油炒饭)带着，别人回去吃饭，我在那悄悄地加班。中午太阳毒，我就在头上顶一条湿毛巾。一趟下来，淌的汗有二三斤。?
大约干了有十天半月，我挣了大约有八九块钱。我将钱领了回来交给母亲。母亲仔细看看我，见我人黑得像个驴蛋，也瘦了一大圈，母亲有些心疼。可在那时候家里的钱太紧张了呀!
没过多久，母亲便托人从上海给我带回了一双“劳动牌”的墨蓝色胶靴。那双胶靴我穿了许多年，也是我童年的骄傲。
一副眼镜
我小时候眼睛特别好。高一下学期，不知何故，视力开始下降，也不是很厉害，只是坐在后排看黑板有些模糊。那时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大家都在为高考发奋，我也不甘落后，夜以继日地“人生几何，恋爱三角”。可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问题严重，于是我便向父母提出想配一副眼镜。这个提议首先遭到我母亲的强烈反对，因为配一副眼镜最少要十多块钱。那时家里还是很困难的。水路不通走旱路。于是我又找到父亲，父亲是国家干部，他对我的学习，要求还是很严厉的。可是对眼镜的问题，他却很不开明，先是狠狠训斥了我一通，说，书没读出来，倒把眼睛给弄坏了。之后说：“小小年纪，戴上眼镜，像什么熊样!”我给熊得一愣一愣的，哪里还有争辩回嘴的份。关于眼镜的事，从此我不再提起。?
虽不再提起，可我心中不服，明明是眼睛出了毛病，怎么又能怪罪于我?于是，我便暗中另觅新途。先是找到一个已经参加工作的同学，向他提出借十块钱的事。还好，他爽快，很快就借给了我。我便用他的十元钱在温州人的地摊上买了我生平第一副眼镜——一副白色的圆架眼镜。这副眼镜大约100度。之所以“大约”，是因为根本没去验光。于是一个矮矮的少年就戴着一副白眼镜走进了课堂。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同学曾做过一篇作文这样写我：“圆圆脸的他，是一个矮胖子。在那小胖脸上戴着一副圆圆的白色眼镜。秋天有雾的早晨，他走进学校的大门，见不到人，只见两个白色的圆点在半空一颤一颤地走进校门。”这副眼镜，于我的家人，还是个秘密。每天快进家门，我就把它取下放进了书包。?
这副眼镜我大约戴了一年多。有一回打篮球给摔坏了一条腿，于是我就用活血止痛膏给贴上。这一来样子很难看，只能在课堂上戴。过了一阵，我一个在乡镇企业小厂当大师傅(吹玻璃)的表哥来，他有些钱，于是我就央求他给我重买一副。他答应了，说，下次到南京给你带个好的。他还是很守信用的，果然没多久，他从南京给我带回一个，那是一副塑料架子的，在当时还是一种不错的式样。我很喜欢。可是有一点不太好，戴在脸上我眼晕得很。虽然戴起来世界很清楚，一切物件都仿佛是崭新的，可走起路来地很高，还是眼晕。那时我已懂得了验光，也曾到县东门医院验过，大约250度左右。于是我便到温州人的小店里将新眼镜测了一下，难怪头晕，原来新眼镜是350度的。按理讲这样的眼镜是不能戴的，但那时我却昏了头，心中暗想：没事的，戴戴就好了。以后不读书，眼镜在300度左右也不会再提高。于是就架到了脸上，戴了一段时间，确实是习惯了。?
可是我的眼睛，却凭空白长了100度!
老师徐金高
徐金高是我的高一老师。那年夏天，记得是1978年，学校刚刚开始抓教育。我们疯闹了七八年，对学习已是毫无兴趣。徐金高仿佛是被压扁了的皮球，突然得到充气，人像换了一个似的，开始“疯狂”地抓我们的学习。
我那时个子矮，坐在第一排。虽坐第一排，仍无心思认真听课，倒是徐老师的汗水随着夏季的热风一阵一阵灌进我的鼻子里。我通过徐老师的那个夏天有了对那种“特别”的汗水气味的具体的概念。徐老师个子不高，人有点胖，也才三十六、七岁。他好像特别喜欢出汗，好像手是最喜欢出汗的汗口。他手上的粉笔总是濡湿的，他显得非常的急切。那个劲头，仿佛要使出浑身的解数，把他知道的一切一下子全交给他的学生。在我印象中，他频率很急的口语，配上他的那个急转身，胖胖的手一挥，那手上的汗水便小雨一般洒向我们第一排的这些倒霉的小个子们。我也是通过那个夏天知道“挥汗如雨”这个成语的涵义。?
徐金高教我们数学，好像那个夏天正是“因式分解”，他找了许多课外的因式分解让我们做，其中有一部分都是大学里的内容。十七岁的我听得稀里糊涂，整个夏天昏昏欲睡，当然也不乏一惊一乍的捣乱和“搞笑”。记得有一次，我不知因为什么，和同桌的打了起来，并且酿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徐老师终于忍无可忍，将我“请”出了教室，我落得轻松，也就一去不返。第二天我把昨天的事早忘得一干二净，依然“晃荡”着书包前来上课，在校门口恰被徐老师撞见，一把拦住我，不让我进校门，非让我将父母请来不可，那时我妈妈在轮窑厂上班，一天三班倒，连饭都在路上吃，哪有闲工夫到学校来？我说完这些就低头向校内钻，他也不敢拽我，只是扎着两手拦着我，我一个小孩子，高起兴来，两边跑来跑去，一不留神从他胳肢窝下窜了过去。他也犯起犟来，非得把我赶出去，我们就这样躲来躲去。他那胖胖的身子就那么来回的挪来挪去。最终以我跑进了教室而告终。?
徐老师就这么“固执”地维持着这么一个班级。说“维持”，那时真正的学习的风气还没有形成。我们那个班也良莠不齐，说到底真正已开始学习的也只有三分之一。记得徐老师叫我们每人自制一个小本，把一些公式、成语等记在本子上，走路时、睡觉前都可以看一看、想一想。有一天他检查小本本，大家都把手中的本本举得高高的，记得我的小本只有两张纸，上面写了几个公式，我还拚命地举到他的面前，他接过去一看，气极败坏地说：这也能算是本子？！说着就将我的本子撕得粉碎，扔出了窗外。可我并不气，反很高兴，觉得恶作剧终于成功了。?
这么着过了又一个学期，徐老师仍然“挥汗如雨”带大家没早没晚地干着，那时我们一个上海来的同学写了一篇作文叫《教学楼的灯光》，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油印了给大家人手一份。我不知受了谁的感染，开始有点开了窍，十分迷念起数学来，特别是“因式分解”。小孩子的精力真是无限，我不分昼夜地做着那有着无穷趣味的试题，真是感到其乐无穷。徐老师发现了我的潜能，不知有多高兴，一有机会就表扬我，把我当着后进生转化的典范拚命鼓励。我是越表扬越“人来疯”，于是成绩蹭蹭地往上窜，那个聪明劲真是没治了，成绩一下子窜到了班上的十几名。?
可是那美好的时光并不长，转眼到了高二，我们开始分班了。将成绩好的全都集中到一个班，号称“尖子班”，我有幸考入了“尖子班”。可徐老师无缘带“尖子班”，而去带了个所谓的“差班”。我在“尖子班”并不是“尖子”，加之顽皮依然，没有徐金高这样的老师，谁人能服了我？这样又“晃荡”了一年，大学当然是考不上了。记得有一位老师曾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还用学习？你爸爸是公社书记。”这位老师说这话的口气和音容笑貌我还记得，我记得当时我也是洋洋得意的啊！
我现在真是非常怀念那个夏天。回味那个随夏日的凉风一阵一阵吹来的“特别”的气味，那小雨一般挥洒在我们脸上的汗水，真的是非常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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