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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湖北乡村生活

澎湃新闻 2020-03-20 13:54 大字

最近一段时间,每到夜晚我都会走出家门,到门前的村道上散步一会。耳边萦绕着阵阵蛙声,以及间或传来的此起彼伏的狗叫,衬托出乡村夜晚的沉寂。偶尔可以见到依稀灯光,那是有村民骑车从道路上经过。

按照往年惯例,我一般在正月初六返回武汉。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度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长假。几天前,还接到单位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告知武汉目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单位没有通知就不要提前返汉。既然暂时回不了武汉,也出不了村庄,就继续“宅”在家里吧。这段难得的“慢生活”,也给我观察疫情影响下的湖北乡村生活提供了一个契机。

武汉返乡人员

正月十一,立春。

荆州这边下起了雨夹雪,到处湿漉漉的。到了晚上,母亲拿出电暖器,又拿毛巾擦擦了上面的灰,对我说,“蛮遭业,这种天。”

老家所在是江汉平原上极其普通的一个村庄,并不起眼。

我几乎每年都会回村过年。今年,在1月21日离开武汉后,又在荆州丈母娘家呆了几天,回到村里已是1月25日晚上。当时武汉已经封城,我的一位邻居春喜的外甥女就因为没来得及返回,一个人在武汉已经待了四十余天了。

在我回村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24日,荆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就发布了第一号通告,自当天12点起,荆州火车站离荆州通道暂时关闭,当天17点前,市区所有公交车、客运班车、农村客运车辆、渡口渡船暂时关闭,私家车依然可以通行。此后,疫情防控逐渐升级;2月16日14时起,荆州市荆州区所有镇村、社区小区实行封闭管理。

在乡村,疫情防控的土办法就是把重要的路口堵住,让车辆难以通行。荆州实行封闭管理后,我所在的村庄主要交通路口也都用拖拉机、大卡车、挖掘机进行了“封路”。听说有的地方还支了帐篷,值守人可以在里面躲一下风雨。

对于习惯了骑摩托车和电动车甚至开小汽车的村民来说,显然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路出远门,出去的人明显少了。

母亲在喂鸡。

我所在的村庄原本是个自然村,几年前与临近的一个村合并成一个大村。但是村干部并没有增加多少,不少村民对新的村支书、村主任也不熟悉,平日里只和村会计、妇女主任联系。这段时间就经常看到妇女主任骑着电瓶车来巡逻,看见有人聚在一起就赶紧上前去喊“散了散了,都回各人屋,不要扎堆。”我这样的“武汉返乡人员”自然是重点关照对象,除了登记、查询、测体温,几乎隔两天就会问一下身体情况。

村里“大喇叭”时不时地会播放一些关于疫情的信息。村里只有一名村医,这些天也是天天在岗,卫生室比往常冷清了不少,受疫情影响,不是很紧急的情况,村民求医问药也会“忍一忍”。

疫情成为全民关注的话题,荆州哪个地方的人不戴口罩上街被请去“学习”了啊,哪个地方确诊的人多哪个地方确诊的人少,谁的远方亲戚和谁认识的人不幸去世了,大米好像要涨价了……各种道听途说的消息在村民之间传播。

有天晚上母亲正在做饭,不经意地说,听说马山街上一家人都感染了。隔了一天又跟我说,听说隔壁镇上已经死了两个人了。我问她从哪儿听到的消息,她就说是某个婶子说的,也是听说的。

武汉到荆州乘坐动车只要一个半小时,在武汉求学、做生意、务工、上班的荆州人很多。我所在的村民小组里就有十多人是“武汉返乡人员”。所以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家都很紧张。好在到目前为止,我所在的村庄没有1例确诊新冠肺炎的患者,属于情况比较好的那种。

在过去,乡村的春节总是热闹的;相互拜年,围坐在一起打麻将、斗地主,一起谈天说地。这个春节,村庄里冷清了许多,就连鞭炮声也比以往少了,道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在长辈们的张罗下,原本打算和一位姑娘相亲的表弟,也不得不推迟了见面。

正月十一,立春。荆州这边下起了雨夹雪,到处湿漉漉的。到了晚上,母亲拿出许久没用的电暖器,拿毛巾擦擦了上面的灰,对我说,“听说荆州城里安排人24小时值守。蛮遭业(方言,遭罪的意思),这种天。”

作为武汉返乡人员,我和母亲不敢出门,所有的亲戚都是通过电话或者视频拜年的。母亲说今年说话都没底气,“现在谁看见我都躲得远远的,隔老远喊两句赶紧回家。”

只能在家门口玩耍。

去年“十一”假期回老家,一位关系较好的邻居执意要给儿子100元钱买点心吃。回武汉后,我原本打算给她充电话费,却被母亲制止了,认为这不符合乡村人情往来的礼数与规矩。春节回家时,我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让母亲转交给她,这位邻居就一直念叨着要请我吃饭。可是受疫情影响,她又有些担心,我也不愿意给她添麻烦,她在电话中给我表达了歉意,说“要是你不是从武汉回来的就好了”。

等待“复工”的村民

正月十五,元宵节。

春喜说,“按惯例年后厂里要吃开工饭,酒店都定好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哥们儿还说凑一块喝顿酒。”

谈到疫情对村民的影响,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舅。

作为昔日乡村里的“剩男”,小舅三十多岁才娶妻生子。为了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小舅千方百计地增加家庭收入。除了种好自己家的几亩良田,还将因外出打工、在城市里照顾孙辈不能种田的两三户人家的田地接手过来,累计打理了30余亩田。他不仅自己从事生猪养殖,还当起了“猪贩子”。此外,为了进一步增收,小舅还做起了“搭棚”生意,哪家有红白喜事,他就上门搭棚并且提供桌子、凳子。一场酒席下来,他能有几百元的进项。

这几年,小舅盖起了三层小楼,又花两万多元买了一辆二手轿车,他的儿子也被送到了城里学校读小学。盖楼房的时候将近十万元的欠账,小舅原本打算去年就可以还清。

可是前几天听我妈和他聊天,才得知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去年下半年小舅的生猪生意基本停摆,还亏了一些钱。原本指望着春节期间喜事多,“搭棚”生意可以再挣一笔,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基本上“颗粒无收”。

搁往年,过了正月初三就该支起摊子开工了。一般他都会提前接到订单。小舅掏出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日期地点联系方式,“你看,有的日子一天两三场喜宴,本来忙都忙不过来。都提前预订好喽,现在都办不了喽,都没得办法。”小舅叹了口气。

顿了一会,他又给自己打气,“不过该办喜事的人家早晚都会办,到时候生意可以赶回来。”

之前小舅到隔壁川店镇收购生猪,看到当地有不少人养殖牛羊。这两天正在和其中的一个养殖户联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机会。

村子里的土地并不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厂子,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往外面去找工作。平日里大量年轻人在武汉、潜江、安徽、广东等地务工,过年的时候回到老家,正月十五前后又陆续出门。现在受疫情影响,这群村庄打工族不得不“猫”在家中。

无事可干,到河里打鱼的乡村青年。

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做保安的春喜,媳妇也在武汉工作。往年这个时候他已经穿着制服站在单位门口了。他说前两天跟保安队长联系,电话那头说还没谱呢,让他在家里等消息。“按惯例年后厂里要吃开工饭,酒店都定好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哥们儿还说凑一块喝顿酒。”

“听说浙江江苏已经开始复工了,但是要办出入证,武汉目前一点眉目都没有。有的说最快三月底,有的说清明节后,有的还说五一之后武汉才能复工,各种说法都有。我有同事在武汉买的房,压力太大,巴不得早一天复工。”春喜说。

于是人们说起邻居朱大叔的儿子老八。老八是早期大学生,在东莞、深圳等地买了好几套房,是村民眼中的“成功人士”;腊月二十八回到老家的他,一看“形势不对劲”,大年初一就开着车返回了广东。村里人后来都佩服他的精明与果敢。

大部分人都像春喜一样还在等待开工的通知,对于缺乏一技之长的打工者来说,“多干多得,不干不得”;在乡村多耽搁一天,晚一天返工复工,就意味着要少一天收入。有的年轻人有房贷、车贷,压力自然更大。

邻居黄伯的两个儿子都在工地上开挖掘机,每个月收入多的时候能够上万元,受疫情影响干不了活,每天就在家中玩手机或者睡觉。他们所开的挖掘机,是用多年积蓄再加上贷款购买的,每个月要还款五六千元。现在他们担心的是疫情结束后这个活儿也不好干了。

留在村里的农户也一样着急。前几年,小龙虾受到吃货们的追捧,荆州乡村的一些农民也开始把稻田改造为养殖小龙虾的虾田。

邻居李叔就是其中之一,除了自己家的七八亩责任田,他还以每亩八百元钱、连续租赁五年的代价,接手了别人家十几亩田,他的“虾田”规模达到了二三十亩。多年打工有了一定的积蓄,年岁见长不想在外漂泊的他,将养殖小龙虾作为自己未来的事业。

湖北地区疫情严重,几乎所有的餐饮业都暂停营业,往外的运输也是个问题,小龙虾养殖业难免会受到影响;小龙虾养殖户都在焦虑地等待着,疫情早一天结束,物流业和餐饮业早一点恢复正常。人们对疫情影响下的小龙虾行情不看好,个别养殖户已经将虾田填充起来,改为种树。

李叔最近每天都到虾田里去转一转,干点活。每次见到我,他都会问,“疫情啥时候结束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应答。

停课不停学与“就地下田”

正月二十六,雨水。

今日多云,天气还是有点凉。

有人到地里去摘红菜薹了。这是我们这里很有名的一种蔬菜,武汉市场上餐馆里用的就是这种蔬菜,有点苦,一年四季都能见到。

我读小学的时候,裁缝乡不仅有小学,还有初中;后来裁缝乡撤销,初中也被合并到了马山镇上。原来的裁缝村和周边村里的适龄儿童,大都在裁缝小学就读,到镇上读初中。受疫情影响,这些孩子们也在家里“停课不停学”。

上网课的孩子。

既要防范人员集聚和流动带来的安全风险,也要规避完全依靠学生在家自学的弊端,“停课不停学”不失为一个好办法。通过电话了解和观察亲戚、邻居三个分别读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孩子,我却隐隐有一种担忧:网课给农村学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体验,但在网课竞赛中,农村学生或许处于一种弱势地位。

我专门过去听了一下语文老师的语音,普通话比较标准,比我读书那会老师们“方言普通话”强了不少。这位语文老师三十多岁,应该是接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和平常上课一样,镇上初中生从早上到下午排课,晚上完成一些老师布置的作业。只不过,“语音教学”的效果如何,还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位年纪大的老师说一开始还有点不适应,有点紧张,而她几十年来每周五天都在教室里面对几十个孩子,从来不紧张。虽然之前学校里也组织了上公开课,老师们被要求学习做PPT,但是这跟和同学们面对面教学还是挺不一样的。

和陕西商洛市阳山村的孩子们“上山搭帐篷上网课”相比,地处平原地区的农村学生却不用这么艰辛与无奈。尽管和城市相比,网络信号差一点、网速慢一些,却能够满足网课的基本需求。网课不仅要求老师们转变教学方法、增强师生互动和加强对学生们个性化、差异化的辅导,也对学生们的学习习惯和自律自制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前几天看到华中农大“就地下田”的号召,觉得实在是好。又看到一篇网文,说身边的一所小学约定疫情结束后第一件事是举办教师厨艺大赛,还发了通知。通知上是这样说的:鉴于春节至今大家一直居家隔离,苦练厨艺。特此学校决定于开学前一天晚上开展教职工厨艺大赛。

校长说目的有两个,开学前一晚聚餐是刚需,撬动年轻人学做饭,沾上甚至爱上烟火气,是更大的目标。是的,现在不会做饭的年轻人太多了,作者甚至认为如果把高年级的学生也纳入比赛范围,自由报名,那就更好了。

“学习在窗外,世界是教材,疫情就是一本大教材。”乡村其实是有优势的,那就是不同于城市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乡村的空间大,可以拿来用的东西太多了。理想的情况下,如果将可以用的东西变成教材,在这漫长的假期里是可以让农村的孩子获得更多切实的感受的。

好在随着天气的转暖,也能看到有的孩子跟着父母干起了农活,修剪树枝,或者去种种菜什么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涨价5元与邻里“江湖”

二月二,龙头节。

母亲一边挥舞着锅铲一边笑道:“我在家的时候,菜吃不完也把(给)大家分的。”

宅在农村与宅在城市的区别是,农民一般会有一片自己的小院子,还可以到地里去转转,做点农活。很多农民平时生活半径就不大,因此受到的局限感觉相对就小些。由于菜园子里种有蔬菜,自家也出产大米,村民们也不会像城里人那样为基本的生活物质发愁。

只不过,伴随着社会变迁,当今的农民难以像祖辈父辈那样“自给自足”,而是更多地融入到了商品经济浪潮之中。

我家的生活日用品是从一个月之后开始断档的。那天母亲早起做饭,说面条没了,调味品没了,牙膏、洗发水也快没有了,她想出去买,可是想想出村不容易,就去了村里的小卖部。平时10元钱一把的面条,现在要价15元,说是货运不进来。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

母亲天天做饭。

院子里的母鸡咯咯叫着,溜达着踱步。原本母亲回来买了十几只,如今吃得只剩下了两三只了。村子附近的大小集市关停很久了,购买肉食更加不易,估计这最后的两只也不能剩下。

对于农民而言,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气”了。现在的农村也不像从前烧柴火,家家户户都是用的液化气,过年回来的人多,每天做饭消耗也多,因此得想办法去充气。

平时充气充一罐90元,疫情期间充气充一罐要110元;当附近的邻居的需求汇聚到一起,当需要充气的液化罐达到了10个,作为“线人”的村民便打电话通知“中间商”来上门服务。由此观之,疫情在影响小舅等一些人生意的同时,却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了“生财之道”。

封闭式管理虽然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理解,但难免带来不便。不同的村庄在政策执行上有不同的尺度,有的村庄严苛,有的村庄宽松;我所在的村庄打米的加工厂停业了,隔壁村庄的一家加工厂却可以每天晚上营业。为了打米,村民们骑着摩托车、三轮车,到了被堵住的路口就想办法用人工把稻谷扛过去、把车子从田坎边推过去。

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比如生活,人心以及相处的模式。在村庄里,有些东西会被放大。“宅”在老家的这段时间里,我亲眼目睹了两起邻里纠纷。

第一起发生在没有血缘关系的村民之间。两家的房子距离不算近,却有两块菜地相连,A家在菜地里种了几棵树,越来越枝繁叶茂,影响到了B家菜地的光照;趁A不在家,B用工具对这几颗树的树枝进行了“修理”;其实这几棵树也卖不了几个钱,A也不指望靠种树挣钱,但B的行为深深地刺激了她,引发了她的激烈争吵与对抗。

第二起发生在亲兄弟之间,这两兄弟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以往,春节过去,两家的年轻人都早早出去打工,老人们要么帮忙去带孩子要么在城市里做保安、当清洁工。受疫情影响,两家人都不得不滞留家中。冲突的具体起因不大清楚,据说“事儿不大”;双方谁都不肯妥协与退让,最终导致“一摩擦,就起火”。

可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搁一边,又会去帮助别人。

在封村的这段时间,村民们也展开了互助自救,有的帮着孤寡老人代买生活用品,以及一些慢性病的药物之类的。打个电话或者写张单子,汇总一下再专门派人去镇上采购。

二月二,龙头节。村里什么活动也没有,静悄悄的。隔壁李婶提了一塑料袋绿叶菜过来,对我母亲说,“跟你们拿点蔬菜来。”

“上次把的还没吃完。”母亲一边笑一边让她进屋。

“菜园子里有的是。”

隔了两天,又拎了一塑料袋新鲜的螺蛳肉和蚌肉来,“女婿儿子塘里摸的。”李婶说。

过完年老下雨,这几天放了晴,有人把被子晒在二楼的晒台上,花花绿绿的。到了饭点儿可以听见邻居家蔬菜下锅的声音,滋滋啦啦的,然后闻到一股带着菜香的油烟味。母亲仔细摘了菜又淘洗了,围上围裙开始做饭。

我说:“农民和城里就是不太一样啊!”

母亲一边挥舞着锅铲一边笑道:“我在家的时候,家里的菜吃不完也把(湖北方言,给的意思)大家分的。”

吃着李婶送来的上海青,我又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解封呢?我也和大家一样,在等。

农民日报脉动工作室出品

文|杨朝清

监制|张凤云

编辑|闻人君

原标题:《疫情下的湖北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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