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包公家乡来”系列报道之“开封篇”（三）“包青天”疏通惠民河“六亲不认”执法严
真人演绎包拯形象
惠民河上龙津桥遗址
疏通蔡河资料图片
开封府
开封府游人如织正在包拯雄心勃勃地开始全面治理京师的时候，老天爷倒会凑趣，冷不防给他来了一次大考验。这年六月，开封连降倾盆大雨，多日不止。继去年之后，蔡河又一次暴涨，洪水如同猛兽，浪涛翻滚，逼近京城，情况非常危急。
一、疏通河道治河患
蔡河，又叫惠民河，是北宋初年专门开挖的一条河流。它原来从京城至通许，直达淮河。后来，为了水运之便，发动民工自新郑引闵水过来，汇入蔡河，流量大增。蔡河从西南广利水门入外城，到里城西南城角外，折而向东，经过朱雀门外龙津桥下，直至里城东南城角外，往南去，由普济水门出外城，流向东南，经过陈州、颍州(今安徽阜阳)，一直到寿春。这条河的水运之利，仅次于汴河，每年运粮六十万石。《宋史》称“蔡河贯京师，为人所仰”，对京城居民用水、排水，也有很大好处。宋太祖赵匡胤曾把汴河、惠民河、五丈河，比喻为自己的三条“宝带”，说明了它们的重要。可是，近两年来蔡河涨水为患，反而对京城造成威胁。像这样严重的水灾，往年朝廷和开封府除了临时堵水救人之外，惊慌过后，并未接受教训，仍不疏通河道进行根治，致使这一年蔡河再次决口，逞狂施威，灾情比往年更严重。据《宋史》记载:
洪水从安上门(也称戴楼门)灌入，直冒城郭，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
——《宋史·五行志》
包拯在关键时刻，指挥若定，一面令军民大力抗洪抢险，保城安民，一面亲自带人查询蔡河泛滥原因，治理根本，永绝水患。当他确切知道这是“中官势族筑园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人为地造成祸患时，怒发冲冠，立即果断下令，将所有跨河的楼台、花园和水榭尽行“毁去”，以泄水势。河道一通，洪水威胁很快解除，京师军民一片欢呼赞扬。事情并不难办，两次水患完全可以防止发生，那么，历任开封府尹为什么不管不问呢？原因在于保自己的乌纱帽，不敢得罪炙手可热的中官势族。
二、“包待制”威名大震
包拯疏通惠民河的壮举，可谓石破天惊。京师军民拍手称快，而失去园榭的中官势族，却十分恼火。但权贵们深知包公的为人和行事，加上自己理亏，也不敢明火执仗地反对，便放刁使奸，伪造地契步数，与包公纠缠。包拯通过实地测量和验证，无情地揭露了他们弄虚作假、妄图永远侵占河道的丑态，并上奏朝廷，进行抨击，要求严惩。仁宗以大局为重，顾及到京师安全，支持了包公的正义行动，严厉地打击了中官势族的嚣张气焰。
这样一来，包公威名大震。《宋史》中称，“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就是说，包公成了皇亲国戚、显官巨宦闻名丧胆的铁面人物，同时，也成了名扬天下刚正不阿的“包青天”。
包拯主持开封府，惩恶扬善的旗帜非常鲜明，有“凛然不可夺之节”。《包拯集》中他曾说过:“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虽近必黜，忠直者虽远必收。”这本是他告诫皇帝的话，而他自己却躬身力行，作为赏罚官吏的准绳。试想，包公能坚决按照这种原则行事，何愁京城不治呢？那些明目张胆地侵占惠民河，随意构筑花园、水榭，供自己享乐的所谓“中官势族”，都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和权幸大臣。这帮家伙，作威作福，猖狂得很。历任开封府尹对他们都畏惧三分，唯恐谗言加害自己，哪里还敢拆掉其安乐窝而疏通惠民河呢？包拯毕竟是包公，他脸一黑，不管螃蟹老鳖，统统予以惩治，若没有大公无私的忘我精神，恐怕是万万做不到的。俗话说:“好人难做，清官难为。”这个“包青天”不容易当啊，难就难在必须有一身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
三、秉公断案讲策略
凡是嫉恶如仇的人，必然视贤若亲，包拯也是如此。有次，有个樵夫进京卖柴，被泼皮无赖抢了去。樵夫向前欲夺回来，不料泼皮蛮横之极，竟动手将樵夫打伤。樵夫不顾伤痛与死活，拼命将泼皮扭进了开封府。包拯一向痛恨强徒，同情弱小，他问明情由，勃然大怒，下令对歹徒施用笞刑。所谓“笞刑”，就是用荆条或竹板子痛打。这时，开封府推官吕公儒急忙拦阻说:“盗而伤主，法不止笞。”即盗物伤害了主人，按照法律就不仅仅是拷打了，应当从严治罪。包公猛然醒悟。他发现昌公儒这个人不简单，懂法守法，居然不迎合和盲从长官，是一个很难得的正直官吏，大为赞赏。后来，包公升任三司使，特意荐拔吕公儒为判官，共议大事，依为自己的左右手。
包拯能将“素号难治”的京城，治理得令行禁止，“吏民畏服，远近称颂”，还不仅仅只是他的严厉，更重要的，是他办事讲究策略。
在开封府正厅的东挟屋，笔者看到了包拯断案执法的叙事雕塑。据资料记载，京师的两位朋友在一起饮酒，其中一个人酒量比较大，而另一个人却不太能喝。酒量大的人身上带有黄金数两，怕喝醉后丢失，便把金子交给不能喝酒的人保存，而后便放心地喝得酩酊大醉。然而，等他酒醒后去讨还金子时，不能喝酒的人却矢口否认代为保存金子的事。丢失金子者一怒之下，到开封府告状。包公把匿金子者传至开封府审讯，匿金者自认为此事你知我知、知地知，别无旁证，所以死不承认。包拯分析，他们俩本来就熟悉，中间又没有什么嫌怨，不至于凭空诬告，而被告者倒有可能“见钱眼开”，把金子昧了起来。便秘密派遣府吏，带着公文到匿金者家中传令道:“你家主人已供出金子藏在家中，我们是奉命来取金子的。”匿金者的家人信以为真，就把金子拿出来交给了府吏。府吏把金子呈送大堂。匿金者在大堂上突然看到赃物，惊得目瞪口呆，不得不低头认罪，把金子还给了丢金者。
包拯断案历来十分谨慎，不管案件大小，总是亲自秉公处理，唯恐出错，哪怕小的民事纠纷，也不例外。
四、“六亲不认”的包拯
包拯治理好京城的决心很大。他为了排除干扰，横扫官场的歪风邪气，与显官势族及亲朋故旧，完全断绝了一切书信来往，“至于干请，无故人亲党，一皆绝之”。谁要向他“通关节”、“走门径”，不论亲朋故旧或同僚高官，一概严加拒绝，甚至当面折辱一顿，使其十分难堪，以绝其私念。任何官僚也别想诱他循情枉法，包庇坏人坏事。
《宋史》中记载说，包拯“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信)，故人亲党皆绝之。”朱熹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中又称他:“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当时，京城流传一首民谣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把他比作铁面无私的阎罗王。还说“包希仁（包拯，字希仁）笑比黄河清”，“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可见，包拯性格比较严肃刚毅，人们要想看到他的笑容，居然比黄河水变清还难。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执法严峻，不徇私情。
当时的史书和民谚，对包拯这些记载和说法，也许不无夸大之处，但绝非虚言妄语，它活画出了一个清官廉吏的高大形象。包公能将“素号难治”的京城治理得“令行禁止”，“吏民畏服，远近称之”，不是没有缘由的，其经验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未完待续）
本刊记者顾雯鑫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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