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研究要重视传统典籍文献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朱万曙
徽学研究与当代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我提两点感想。
第一个感想，徽学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参与，注重综合性。徽学研究以史学为主，但是不能仅仅是史学，我就是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的。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以后，虽然对徽学研究慢慢地放下来了，但还是发表了一些成果。比如，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论文《明清文学中的徽州图景》，这篇文章已被翻译成英文；出了一本《徽商与明清文学》，这本书被列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我觉得，综合性研究的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唯有多学科的参与，徽学研究才能够铺开、展开，“百年徽学”后面的百年才能越来越辉煌。
第二个感想，从研究资料上来说，我们要重视徽州文书，但传统的徽州典籍也不可忽略。徽学的发展，与大批徽州文书的发现和研究密不可分，“有新资料才有新学问”这句话也没有错，但如果我们光是关注新资料而忘却了那些现成的已有的资料，恐怕研究就很难全面。其实，徽州留下来的大批典籍文献里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恐怕比我们的徽州文书要多得多，因为这些文献都是徽州人或在徽州曾经工作过的人记载的，第一它很准确，第二它有助于我们复原徽州当年历史文化的基本面貌，如果忽略这一批文献，恐怕会让我们的研究留下很多遗憾。前不久我在《安徽日报》理论版发表的《“文化徽州”的形成》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新安文献志》的。《新安文献志》完成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它是把徽州以往的各种历史人物所撰写的文和史都汇集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把弘治三年以前那些承载徽州历史文化信息的基本文献集成了。这样，对于徽州文化历史的演变和发展，我们就可以从中作出一个梳理。这样的典籍出版了，如果我们不去用，而仅仅是关注某一些村的文书，恐怕价值是截然不同的。现在的徽学研究存在“碎片化”现象，“碎片化”就是抓住小问题，把小问题研究得很深、很透彻，但是大问题提升不了，不能把它上升到一个普遍的规律。徽学研究以徽州留存下的大量文书文献、典籍文献以及文化遗存为研究的依据和基础，进而去认识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如果不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徽学，徽学就会越做越小、越做越萎缩，越来越成为一个地方学。当成为一个地方学以后，徽学还有生命力吗？还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学问吗？我曾经对《率滨吟社录》做过研究，说的是在一个村子里的程氏家族，每年都举行一次诗歌比赛。我找到这个家族的家谱后和书放在一起对读，书中很多人在家谱里有传记，这样我们就能够把当时的具体情形复原。可以说，在今天的乡村文化建设中，这种家族文化活动也完全可以作为古代的榜样来加以提倡。所以，对于典籍文献和文书文献，我们不能厚此薄彼，不能因为固化的思维而限定了思考的维度，进而影响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
我希望我们的徽学研究是越做越深，同时眼界越做也越高、心胸也越来越开阔，真正迈上新台阶，走向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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