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书写文学人生 王安忆与张新颖七次坦诚的谈话,呈现文学创作的纯粹之美
半岛记者刘鸿亚
“我只能过一种虚拟的生活,像阿城说的,你们这种人是将命托出去的,托给了虚构。”这是王安忆在《谈话录》中关于文学创作的感慨。
《谈话录》一书是王安忆和张新颖两位以文学为志业者的真诚对话,是一部个人写作史,也是对当代文坛的一次回顾。
在书中,“成长”集中谈王安忆小时候的经历,谈到自己如何感受写作的快乐；“关节口”谈写作里中的转折,坦承文学道路上的几次重大转折,分享自己的创作观；“看”谈作家如何从生活和阅读中汲取滋养,谈小说家如何打量日常生活,谈虚构与审美化的力量,谈创作者对时代的关切和疏离；“前辈”和“同代人”是对几代中国作家的交往和看法,她回忆与冰心、宗璞、汪曾祺等文学前辈的交往,谈及陈映真、史铁生、陈丹青等对自己的影响,畅谈与莫言、余华、阿城等当代作家的相知相惜；“写作历程”则详解每一部作品的创作背后的故事。
为何要写作?
高质量的创作得益于大量的文学积累,读书对王安忆来讲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习惯,这与她从小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所以她很早就开始识字读书,“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什么过程,很自然的就能看。”王安忆在《谈话录》中表述到,“我觉得如果在二十岁以前没养成这个习惯,在二十岁以后真的很难培养起来了。这已经是一种生活习惯,我到一个地方去,如果没有那些文字可以让我入目的话,就觉得日子很难熬。年前,我到日本访问,带去的书都看完了,就到处找能够读的,找到一些哪里有吃的东西,哪里有玩的英文的导游宣传品,看看也好。”
王安忆的写作生涯,深受其母茹志鹃的影响。王安忆在回忆录里曾写到,16岁时,她到安徽淮北插队,那时的生活只剩下“苦闷”二字,一方面是因为远离家乡,一方面是生活不适应,对未来没有信心,更谈不上成为作家一说,因其母亲本是作家却因为当时一些社会原因而无法从事写作工作,那时的王安忆只是个未读完初中的普通知青。但是母亲对她讲,你那么苦闷,你的青春那么荒芜,看不到任何希望,不如去看点什么写点什么,至少每一天的生活会有一点乐趣,能帮你度过眼下的日子。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于是王安忆重拾了孩童时期喜欢写写画画的习惯,在少年时期将写作的基础夯实。
“写作其实就是渴望创造,创造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另一种生活,所以写作自身的快乐远比成功更重要。”“写作是种乐趣,我从小就觉得写作是种乐趣,长大以后也没有改变。但是没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多现实的好处,它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王安忆回忆过往的写作生涯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种写作生活的意义。”
文学家也是工匠
一个小说家的作为,落实在王安忆所理解的小说的技艺:“文学是需要终身学习、认识、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到与人生同步。”“文学家就是工匠,就是在做活,做到一定程度的量变自然会有质变……我们强调独创性,这已经是我们艺术评价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它不断地要求你提供新的内容。”“小说应该是做的,一定要去做的,就是一定不能和生活是一样的,这点我现在刚刚搞懂了,刚刚自觉地去做。它一定是做出来的东西,它绝对不是一个把生活原型照搬上去的东西”。王安忆之所以对生活和小说的区分“刚刚搞懂”,大概是因为同样的道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体会,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演绎。
王安忆特别强调小说的虚构,虚构之于小说的不可或缺。“我们要做文学,我们要做什么呢?不是平凡的东西,而是要找一个不是常见的东西,我们要找的是一个超出平凡的东西,这个东西蛮难找的。”这其实就是文学艺术的宗旨:来于生活,高于生活。她所说的“小说应该是在现实之上自行建构一个存在”,有着特定的指向,其要旨在于“现实之上”。
在王安忆看来,小说家的虚构和想象应该遵从现实的逻辑,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这还不算难。难的是要让写作保持在现实之上,写作者要深入到现实之中,又不能在现实中纠缠太紧,最终还是免不了跟现实格格不入。这样横也不是,竖也不是,在别人看来近乎自找麻烦,但却是写作者的必修课。王安忆说:“作家要有一种紧张度,如果你和现实太过于协调,太过于平和的话,我觉得就好像不行。”尽管作家会被视为时代的代言人,王安忆还是认定,作家“肯定是和他同时代人不一样的人,作家在他的时代总是孤独的”,这是作家的特征和“更本质的事实”。
以作家视角看同行
在“前辈”和“同行”这两章的对谈中,呈现了王安忆与前辈作家及同代人的交往及对他们作品的见解,相当有趣、深刻。
比如她说,作为前辈的汪曾祺很随和,同时代的几位年轻作家都很喜欢他。汪曾祺的小说,王安忆觉得他写“劳动和享受”写得特别好,“现在往往都是把劳动写得非常辛苦,没有乐趣了。汪曾祺就不同,他非常能写劳动里的乐趣”。在对谈中,王安忆举了汪曾祺写炕小鸡的例子,“小鸡出壳的那一瞬间,那师傅一直不吃不睡,两只眼睛放出病态的光芒。谁也不能和他说话,谁也不能打扰他,好像在等一个神旨,忽然间,跃身说出一个“起”,小鸡满炕地瓜拉瓜拉叫。”
王安忆认为,当代文学的控诉性太强,乃至劳动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应该对劳动尊重。你看我们现在怎么教育的,如果我们写一个劳动模范,一定是写他多么多么辛苦,多么多么克制,牺牲亲情啊,牺牲很多享受,但是劳动本身给你的快乐你怎么不谈呢?”
余华和王安忆属于同代人。在王安忆的印象中,余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余华他会给你什么印象呢,他会让你觉得是一个找爸爸的孩子,处在父子关系中的孩子。”王安忆在《谈话录》中讲述了对余华有这种印象的原因。余华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写的是盲肠,以一个孩子的角度叙述,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外科医生,他父亲给他们兄弟讲,盲肠这样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只有当它作乱的时候才能体现作用,然后他父亲给他们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飞行员,在飞机上面盲肠发作了,然后他居然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进行了盲肠手术。
这两个儿子非常崇拜这个父亲,有一天回到家以后,他们看爸爸在那儿呻吟,说肚子痛,两个人就说,爸爸你怎么样了?爸爸说,我好像是发盲肠炎,你给我去叫某某叔叔,是医生。他们俩就非常兴奋,并没有去叫这个医生叔叔,而是搬过来面大镜子,让他们的爸爸表演开盲肠。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爸爸看了镜子以后的反应是哭了,他哭着恳求儿子们去找人来,最后他们的爸爸终于得到救助,把盲肠开掉,安然无恙。他父亲就说了一句话:我的两个儿子,就像盲肠。因此,王安忆觉得余华就是处在这种父子关系里,寻找和认同英雄父亲是他创作的一个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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