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河湾（外一篇） 曹多勇
曹多勇，男，1962年出生，现为安徽文学院专业作家，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6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作家》《山花》《天涯》《钟山》《小说界》《大家》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万字。长篇小说《美丽的村庄》（与人合作）获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中篇小说《好日子》荣获安徽文学奖。
《大河湾》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00年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8年初，我由淮南陶瓷厂调进淮南市文联工作。当时，市文联领导跟我说，你的工作就是写作。按照我们国家的体制惯例，地市级文联不设专业作家，我算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破例，至今回想起来仍心存一份不易言表的感激。这一年，我花力气，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地写起这部长篇小说，从夏至秋，从冬至春，初稿，修改，定稿，前后花费去一年整时间。眼一眨，间隔十八年，当年的写作情景大部分烟消云散，少部分被我记录在《<大河湾>创作札记》一文中，再版时一并附录书后，算是一份补救与回望。今日阅读之，或许显得浅显，或许有些天真，但一份探究与锐气是我应该倍加珍惜的。
在这里我愿意重复说一说的有两点：一是民间化写作，二是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春夏秋冬一轮是一年，这是现实世界的客观时间。在小说中，春夏秋冬一轮不一定是一年，这是作家创作虚构世界的主观时间。《大河湾》的每一个章节，都是按照春夏秋冬的时序来写的，全书五章二十六节写下来，时间已过去近二十个春秋。所谓民间化写作，往简单里说就是故事形态择选的民间化。力争呈现出民间的机智以及融入其间毛茸茸的细微质地，是我择选故事的标准，也是我努力的向度。写作这种融有大量民间情态、民间机智的故事时，我能感觉出那种独属淮河才有的东西是怎样通过我的笔端悄悄地流入文字之中去的。我的小说语言力争口语化，少书卷气很浓的词汇，少成语，少官话。人物对话不加引号，叙述与对话相交相融。我企图通过这样一种叙事获得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感。适当地保留个别方言词语。当这些方言从我笔下人物嘴里说出来时，我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亲切之感。
20世纪80年代初始，各种文学流派葳蕤丛生，像一阵飓风，刮过来，拧过去。当年我花力气阅读的有两类作品：一类是国外的现代派，一类是国内的寻根派。阅读现代派文学作品，好像是阅读充斥里边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因此在阅读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同时，需要配套阅读西方各种思想的哲学著作。寻根派文学企图创作中国独有的文学式样，哪里偏僻落后去关注哪里，哪里没有受到现代文明侵蚀去关注哪里，哪里乡风民俗怪异奇特去关注哪里。实事求是地说，阅读这么两类文学作品，只能是一知半解地去理解，生吞活剥地去接受。但当我结合这么两类文学作品，摸索我自己写作的一条路线时，找到了民间化写作，走进了大河湾。
扩大地说，我笔下的大河湾是指整个淮河流域。狭小地说，我笔下的大河湾专门指那个生我养我的、四周被淮河水围困的小村庄。这片土地被淮河水冲刷淤积形成了多少年，我不知道。我的祖辈在这片土地上刀耕火种了好多年，我不知道。这个小村庄的一切历史，不见实物，不着文字，全被一场连接一场的大水淹没去，消散在一代一代人的记忆里。在这片土地上，垒堤坝阻挡淮河发大水，打庄台盖房屋住家过日子，形成一个小村庄，最终由于煤矿穿过淮河扒煤，村庄搬迁消亡，这段历史很短暂，时间段落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前后只有五十年。
《大河湾》呈现的是从大河湾土地分到户至上个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历史进程。这是我个人的记忆。这是我个人的思考。大河湾土地塌陷，村庄搬迁，逼迫着村人早早把眼光从土地中抽离，走向一条依附买卖、依附城市的生存之路。这是其后中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生存路线。只是村庄消失、土地塌陷的大河湾村民显得更早醒、更迫切罢了。这一预言或预感的呈现，正是我决定再版《大河湾》的一个主要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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