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取证再扶人，见义勇为未打折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因担心遇上“碰瓷”，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友为学生的行为点赞，“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好事。”但也有网友认为，“做点好事都需要留证据。”被扶男子家属称，自保前提下去救别人，完全可以理解。（1月23日《新京报》）
从性质上看，大学生的行为是典型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至于“先取证再扶人”的做法，说无奈也好，说机智也罢，总之不影响事件性质的认定，也没有让见义勇为打折扣。现实中，类似“先取证再扶人”的见义勇为并非个案，社会多给予理解和认可。
但在质疑者眼里，这种自保做法显得“怪怪的”。一方面，“先取证再救人”，相当于下意识地将倒地者当成了潜在的讹人者、碰瓷者，有“有罪推定”之嫌；另一方面，急救讲求争分夺秒，录像拍照可能延误最佳施救时间，本次事件就是如此，若再晚几分钟来医院的话，男子可能性命不保。
在见义勇为上，我们需警惕两个极端：一是过度拔高和美化见义勇为，一谈到见义勇为，就本能地和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大英雄画等号；二是过高估量见义勇为的潜在风险，给老人贴上“扶不起”的道德标签。这两种认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脱离实际、误解见义勇为之弊。
现实中，“被救反讹人”的现象的确存在，每次被媒体曝光后都引发不小风波。一时间，如何防止“好人被讹”成了亟待破解的社会难题。这种语境下，一方面，立法要进一步健全，除各地加大对见义勇为褒奖力度外，“好人法”的实施更为见义勇为提供了强大后盾；另一方面，具体到个案中，为求自保，“先取证再扶人”的现象开始出现。
尽管“先取证再扶人”可能会让有些人不舒服，但这种做法和立法保障见义勇为者权益，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至少不相悖。无论是立法保障，还是取证自保，其目的都是避免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当然，从作用看，取证自保只是个人选择，而立法保障才是关键和根本。
“先取证再扶人”反映了社会的道德困境和诚信焦虑，但这是一个复杂、宏大、长期的社会课题，有待于立法者和执法者拿出更大作为。而对普通公民来说，将行善和自保结合起来，未尝不是一种明智选择，社会不应吹毛求疵。陈广江/文美堂漫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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