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报、大皖客户端徽派开年“闫红说”： 摆脱焦虑就要和现实保持点距离
2018年10月到12月，著名作家、本报编辑闫红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邀请，在日本学习交流生活了两个月。1月3日，在新安晚报、大皖客户端徽派开年“闫红说”上，闫红畅聊了这次异国他乡之旅。
主持人：跟我们先说说这次到日本的过程吧。
闫红：去年10月到12月在日本待了两个月，是去年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件事。这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非常长期的一个项目，请过很多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不过奈保尔什么也没写。蒋方舟也去过。
主持人：两个月在异国他乡，中间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闫红：到了的第二个月，开始有点想家。陌生的国度，其实是有点不安的。
但日本是高度规则化的国度，是一个非常守规则的地方。乘坐扶手电梯，所有人都是整整齐齐站在右侧，地铁电车也是非常有规律。
日本不是所有人都很热情，但我觉得很安全。我夜里十一点钟回去，那是一个低密度的区域，但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告诉我很安全，不要害怕。
最痛苦的就是扔垃圾，垃圾分类，很崩溃。到日本第一天，贴在厨房墙上的提示把垃圾分为三类，里面很多交错的，譬如纸是易燃品，但纸袋子上又有可循环标志，又说纸是资源垃圾，易拉罐是资源垃圾，易拉罐的拉环又是危险类。最后服务员说你随便扔，我们会帮你分类的。
主持人：我在日本也待过一段时间，问路的感受挺深的，指错路了还会不停地跟你道歉。
闫红：我有次问路，一帮年轻人互相取笑之余热情地帮我解决了问题。回答别人问路成了他们的一种文化，最后还打印了一张表格给我。日本人的容错感是非常低的。大家都在朝一个方向走，你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走错了，但你不能突然回头，那样的话你身后的人会有啧啧责怪的声音。
回来以后我对规则比较敬畏，但中国的超市扶梯，你不可能穿过去，本能的不安。虽然只是生活了两个月，但我牢记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所以给自己的条条框框更多了。日本人说闫红你不要这么紧张，你已经很有礼貌了。我想我去一个不是很有规则的国家，可能更加恐慌。没有规则的社会，恐慌就成了整个人的状态。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得不错，说明规则还是不错的。
主持人：再说说2019吧，《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这本书是新出的吧，主要写了什么内容？
闫红：《我认出许多熟悉的脸》是2017年写的一些文章，“腾讯大家”的合辑，是我读外国文学和《水浒传》、《孔雀东南飞》之类的故事的重新解释。同样的故事我自己的感受。
譬如《孔雀东南飞》问题最大的不是婆婆和媳妇，而是儿子，不会做双面胶、和稀泥的角色。他始终就是气咻咻的，跑到妈那边说我就要跟媳妇过一辈子了，又跑到老婆面前说我妈扛不住了，喜欢把生活变得戏剧化。
《水浒传》里我看到的是人性的复杂性。武松打虎，在酒店里喝酒，人家一再劝他不听，看到山上告示就相信了，跟官府人打招呼也都是“恩相在上”，愿意和政府合作。武松和李逵不一样，不是全草根，还是有政治抱负的。一个那么愿意和体制配合的人，最后却不得不上梁山。
主持人：今年有没有什么写作的计划？
闫红：前阵子我去大泽乡，第一次农民起义的地方。你想以前都是贵族之间斗，打破规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实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所以，今年我会找出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把它弄清楚，往深处走走，不能只是“知道分子”，要懂得断舍离。
日本封闭的时候，有个将军开了黑色船来叩关，导致了幕府的倒台。我在日本发现“黑船来航”被印在很多东西上来庆祝，日本人把美国将军的形象画得特别萌。日本人觉得这是我们开放的开始，这是理性和现实的一面，他们的耻感和中国人不同。很多中国人觉得不能忍的事情，日本人看得比较平淡。我对“黑船来航”非常有兴趣，光绪和慈禧都想改革的，日本也有幕府的力量牵制，我对日本的文化还是蛮有兴趣的。有志于国家的开放和意志的开放，包括日元头像福泽谕吉。写写以前的事情，也是因为你想要不焦虑，就要跟现实保持一点距离。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客户端记者蒋楠楠李燕然/文王从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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