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 ■黄亚洲/著
“不对，”杨开慧纠正说，“润之，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指路灯，你还是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点点头。
“没有灯光照着你的路，我也着急。”
毛泽东又点点头。听着这话，他心生感动。他后来告诉她，他要设法去见陈独秀。他看了最近的一期《新青年》，他在陈独秀的论述里见着有东西在燃烧。
燃烧？什么东西呢？杨开慧听不明白。
毛泽东也不明白。但是毛泽东说，他必得在北京期间，好好地请教陈独秀一番。陈独秀烧着了一些思想上的东西。这一天，就在毛泽东快走近陈独秀宅院时，听见身后有急促的脚步声赶了上来，那是一种皮靴踩着积雪的“嘎叽嘎叽”之声。
毛泽东下意识地闪到一边，但肩膀还是被粗暴地推了一把。胡同很窄，后面的赶路者把前行者都当作了障碍。毛泽东没有发作，因为他看见的是一名警察，乌鸦般的黑色装束。这年头就数警察最没法子打交道。
警察径自走到陈独秀宅院门前，“砰砰砰”打门。这倒使毛泽东吃了一惊，他认出这个墙色斑驳的四合院就是陈独秀之宅。
毛泽东蹲下来，系鞋带。
警察见门不开，又踢一脚，再踢一脚，直踢得高君曼慌慌忙忙来开门。
警察声气很粗：“陈独秀在家吗？”
“在，在。”
“在哪儿？”
“卧房，头有点痛。”
“这些天做什么？”
“养养鸡，喂喂鸟。”
“有不检点行为吗？”
“看你这位警察先生说哪儿话，”高君曼叫起来，“鸡啊鸟啊的，能听得懂他的演讲吗？”
警察递过一张检视单：“画个押！”
高君曼便代替丈夫签了个字，警察收了检视单，嘴里叽咕着走了。
毛泽东一直等到警察绕过胡同之后，才趋步上前。“嫂子，我想见陈先生。”他轻声说。
高君曼一把拉进毛泽东：“里面说话！”
毛泽东走入门院，拍拍雪，说：“嫂子不认识我了？我叫毛润之，上回来过。”
“怎么不认识你呢？毛润之，上回是晚上来的，那时你还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毛泽东连连点头称是。高君曼又说：“你后来回湖南就办《湘江评论》，办得很好啊。我那位当家的老是夸你，说你写的文章有气势，说是山洪出闸！”毛泽东当面让人这么夸，心里忽然有点不自在。高君曼却还继续夸：“其实我听我那当家的说，他没见你面就知道你了。你那时候的名字也不叫毛泽东，你叫‘二十八画生’。你那篇文章叫作《体育之研究》，是投给《新青年》的。我听我那当家的说，他当时一看着这篇文章眼睛就亮了，说好有气势。”毛泽东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说《新青年》当时就刊用了，那是三年前的事。他说这话的时候，感觉到自己的脸颊有些微微发红，可是高君曼还在继续夸他：“一个男人要做到有气势，那是不容易的。我要没见到我那当家的，在安徽的演讲那么有气势，我也不会跟着他跑出来，还伤了我姐。当然这些事你们都是知道的，我也是多说了。”
确实，这些过往的事，高君曼从来是回避着说的，但当天不知道为什么说顺了嘴，就随口出来了。
毛泽东说：“陈先生一向对我厚爱。我今天特地再来请教他。”
“他不在家。”高君曼双手一摊。
“不在？”毛泽东一愣。
“不在。”
“不是养鸡喂鸟吗？”
“出北京了！”高君曼压低声音说。
“是吗？”
“先去上海。”高君曼说，“延年和乔年要留洋法国，他去送送；然后就去武汉，武汉的人要他去演讲。”
毛泽东暗自一惊，心想，坏了，这不是自我暴露吗？于是他提醒说：“一演讲，不就又要见报？一见报，北京的警察还不盯住他？”
“我也这么说嘛，可谁能拉转他那个牛头？”
话犹未了，忽又听得大门“啪啪啪”打得山响，末了，又是重重的一脚。
毛泽东大惊：“还是那个警察！”
“你快进屋。”高君曼推了他一下，毛泽东赶快躲进屋子。
高君曼打开门，果然是那个喉咙很粗的警察。“你代他画押不行，还是得陈独秀自己画押。叫他出来！”警察说。
“他头痛，躺着。”
警察推门而入：“那我进去。他躺着也不成！”
“先生，他咳嗽，喀喀喀，喀喀喀，还吐几口血呢！不染着你？”
警察犹豫了。高君曼又说：“怕是牢里带出的疾。”
警察急忙递过检视单：“那你递进去，叫他画个押，画这儿！”
“行。先生进屋坐吧？”
警察摇手：“不坐了，不坐了！”
高君曼走向屋子，心里打鼓。
北房偏冷，毛泽东坐在炉子旁边，伸手烤着。炉子是泥炉，胶泥搪的，像个大肚的酒坛子，外面刷着北京特有的大白粉。
高君曼掀帘进屋，悄声说：“我字儿写不好，烦你帮陈先生签个名。”（连载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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