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12月11日,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京颁发,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和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吴易风先生获此殊荣。该奖项自2012年设立以来,被视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奖项。
在当天的颁奖仪式上,92岁的章开沅因刚做过手术未到现场,在通过视频发表的获奖感言里,他在开头就回忆了该奖项命名人、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要写大著作”的寄托。章开沅没有辜负这个寄托,他的主要著作《辛亥革命史》是世界上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第一部综论性大型专著。
>>战火中负笈求学,奠定自由教育理念
章开沅的少年时代是在抗战炮火中度过的,但他所接受到的教育却一点不差。
祖籍浙江吴兴的章开沅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他的曾祖父曾是安徽的地方官员,辞官后在芜湖创建实业。章开沅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抗战爆发后,章开沅和家人离开家乡,随着西迁难民潮进入当时的大后方重庆。章开沅幸运地进入条件较好的江津国立九中,从初一读到高三,这段时间他与家庭隔绝,完全靠学校和老师照管。
九中校部是由当地宗族祠堂改建的临时学堂。伙食谈不上营养,“吃的是霉烂且混杂糠、稗子、米虫之类的所谓‘八宝饭’,而且经常难以填饱肚皮”。后来章开沅回忆,“真正起正面作用的,倒是一些好校长、好老师的言传身教”。在副校长邓季宣的带领下,九中学风严谨而开放,经常请学者专家为学生作报告,包括左翼作家魏猛克、音乐家马丝白和抗日将领冯玉祥等。
中学时的章开沅酷爱语文,高一语文老师姚述隐更是激发了他对语文的兴趣。姚述隐中等身材,着一袭长袍,操北方口音,教学深入浅出,“听课简直成为美的享受”。因为勤奋写作,文风冷峭,章开沅一度有“小鲁迅”的美称。姚先生对学生的作文批改认真,遇有佳句则朱笔圈点,批语亦引人咀嚼。章开沅曾用古文写《李白传》,被夸赞“天才横溢,出手不凡”而备受鼓舞。
“我相信‘开卷有益’,打开一本好书就是幸运的开始。”青少年时代的阅读生活为章开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他从丰子恺的画、冰心的散文、鲁迅的《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中汲取中国文学的营养；从《茶花女》《三剑客》中了解西方的文学世界；他还一度痴迷武侠小说,连吃饭都会忘记。
抗战最困难时,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开本《万有文库》,让章开沅受益最大。这部书从文、史、哲、经讲到天、地、生、化,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讲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看得似懂非懂,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特别是激发了我强烈的求知欲”。
把书本上获取的点滴知识与自然现象相印证,是他高中时最大的乐趣——约上同学,中午到田间观察小麦叶上的霉菌,晚上躺在山坡草地上寻找喜爱的星座,或是去远处坟山上捕捉“鬼火”,辨别究竟是磷光还是萤火虫。同学们还用蛇皮、马尾、竹子做起了胡琴,一时间几乎人手一琴,弦歌不绝。刘天华的名曲《良宵》《病中吟》,章开沅都会拉,而且达到了可以上台演出的水平。
“现在父母老师总希望按照成人的意志把孩子的人生预先设计好,这是极大的不尊重,可以说剥夺了孩子的人权。”投身教育事业后,章开沅常常对自己中学时期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大加赞赏,“不公布成绩,没有排名,更没有学霸这个称呼”。在这样的环境下,国立九中办学不到8年时间,培养出了6位院士。
>>阴差阳错入史门,学术界里“放卫星”
因为时局的原因,章开沅没能在九中读完高三。随后他在运输船上当过水手,在仓库里当过抄写员。再后来,受“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感召,他加入了青年远征军。
抗战结束后,章开沅退伍。按照《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入伍前达到高中毕业水平的青年军,退伍后可免试上大学,学校自主选择。爱好文学的章开沅却选择了金陵大学的农业经济系,“我那时候心高气浮,并不觉得文学创作需要专门学习,总认为业余创作就行了。”
入学之后还有一个摸底考试,以确定专业。结果,章开沅未能如愿进入农经系,而被分到了历史系。后来他听说,历史系看中他是因为其语文成绩比较好。就这样,章开沅阴差阳错地跟历史学连在了一起。
解放战争时期局势紧张,章开沅大学未毕业就离开了南京,到了解放区。到达许昌之后,听说中原大学正在招生,而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于是,他进入中原大学继续深造。武汉解放之后,章开沅被安排在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工作。其后,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改建成华中师范学院,此后几十年里,他就在此教书育人。
章开沅如今以辛亥革命研究享誉学界,但他开展这个领域研究的机缘也有些偶然性。1954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到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章开沅被指派参与接待工作。此事对他触动很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到武汉来研究辛亥革命,而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却不大关心,实在有点难以言说。于是,章开沅决心研究辛亥革命。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各行各业竞放“卫星”。章开沅说:“要放,我就放一个大的。”他提出,辛亥革命是在武汉发生的,在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武汉应该举办一场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经过层层审批和两三年时间的精心筹备,新中国第一场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于武汉顺利举行。本文开头吴玉章“要写大著作”的寄托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
随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耽误章开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1979年秋,《辛亥革命史》初稿接近完成。这时,章开沅和编写组的另一位学者萧致治受美国学术界邀请,前往大洋彼岸进行学术交流。这次出访让他们后来的编写工作受益匪浅,境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拉开了和国内的差距。定稿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海外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学术水准。
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与会学者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三卷印制精美的《辛亥革命史》,封面上的书名由宋庆龄亲自题写。这是中国学界第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海外学者誉其为“最能代表中国大陆研究水平与趋向的学术成果”。
>>64岁执意出国留学,多次请辞资深教授
清末民初的人物研究是辛亥革命史的一部分,“状元从商”的张謇是章开沅从1962年就开始研究的一位风云人物。没过几年他就写出了《张謇传稿》,可稿子交给上海一家出版社后,不久就退了回来,里面贴满了签条,都是提醒作者,对张謇的评价太高了,需要加强批判。
章开沅一看,如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等于整本书都要被推翻,他感觉没法改,干脆把稿子收了起来。他的这个做法在《章开沅口述自传》中能找到一些根据:“有勇气与主流保持理性的距离,才能独立思考,不阿世媚俗,寻觅真知。我一直非常欣赏清代大儒戴震的如下名言,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成书20多年后的1986年,《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在主持编撰《辛亥革命史》期间,通过申报审批,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成立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室。1984年,扩建为历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更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沿用至今。经过几十年精心打造,这个研究所已成为享誉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当被问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没有什么危机时,章开沅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的危机,是围着项目转。”
在章开沅看来,做学问的最佳精神状态,就两个字,一个是“虚”,一个是“静”。虚即虚空,脑中没有丝毫杂念,没有柴米油盐的羁绊,没有项目,没有考核,甚至于没有自己以前的一切理论知识,将自己完全放空。静即宁静,不生活在热闹场中,才能宁静；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才能宁静。章开沅说,一个学者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开创什么样的局面,跟他的纯真度大有关系。
1990年春,章开沅正式向国家教委提出书面辞呈,要辞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职务,专心赴海外留学,他说“自己这一生从未留过学,想补这一课”。尽管国家教委负责人给出了“不必辞职也可留学”的挽留,但当年8月,64岁的章开沅交接好了校务飞赴海外。直到1991年初,他的职务才被免除。
1990年至1993年,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历史系做学术研究,年过六旬的他珍惜一分一秒的光阴,写了《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一书。在脱离杂务纷扰的专注研究中,章开沅发现,1937年12月日军攻入南京城后,城内欧美侨民建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设25个收容所,德国人拉贝为第一任主席,金陵大学的创建者贝德士是该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这个委员会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庇护了大约25万中国难民。贝德士文献包含大量南京大屠杀史料,是这方面的铁证之一。章开沅先后出版多部著作,成为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权威学者。
时至晚年,抱守“虚”“静”的章开沅在三年内四次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终于在2014年4月如愿办理。请辞资深教授(意味着不再享受等同两院院士待遇)章开沅是第一人,为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开了个好头。在章开沅看来,高校的体制像“围墙”,他想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我宁可让出这个头衔,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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