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柜的变迁

任伟峰

我出生的那年是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村民聚在一间土房里，商量着分田地的事。后来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进行广泛实施。这代表着我的温饱从一出生就解决了，不再为吃喝发愁了。

爸爸是毛主席的拥护者，给我取名卫锋。可是他很快就被改革开放的政策指引所折服了，看到每家每户不再饥一顿饱一顿，一日三餐有了着落。政治为纲的时代过去了，爸爸求爷爷告奶奶，托关系找熟人，把我户口本上名字换成了伟峰。爸爸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你一听我的名字连上姓就知道他多有才了。山高人为峰，一直以来，每到一个新学校、新单位，都会有人这么称呼我。人到峰顶自成峰，我却不怎么喜欢舞弄权柄，对于写作却是异常爱好。

说起写作，就不得不提我家里用的书柜。小时候，家里底子薄，妈妈想找木匠打一架衣柜都难，就更甭提给我做书柜了。可我还是不安心啊，老爸给人家打吊针剩下的纸箱就被我用来做书箱。里面一摞摞的娃娃书（老家合阳把小人书叫娃娃书）和故事书，小伙伴们可眼馋了。每到学校收集读书角时，都有小表弟、小表妹来找我，让我分享几本书给他们。我自小就是个“小书虫”，所有的零花钱都被我用来买书了。后来哥哥初中毕业了，去外镇的职中上学，他上学时用来装书本和馍菜的就读箱又成了我的新宠。每次我一边装神弄鬼地拉开书箱，一边和小伙伴们分享我的新收藏品时，就给引来伙伴们一阵羡慕的眼神。

初中毕业后，我考入了四川一家建材学校就读中专。到绵阳还没有半年，我就在一个偏僻的街道拐角处找到一家旧书店。那里的《平凡的世界》《巴黎圣母院》《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中外名著从黑暗的角落里走进了我的生活。那时我的座右铭就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并立志行千里路，破万卷书。成为新时期的金庸或古龙。

因为家境贫寒，我很少进新华书店。有一次老爸给我50元，说是奖励我外出读书，让我买一双皮鞋。我花了20元淘了一双高仿皮鞋，剩下的全用在了旧书店里。我第一次买了《读者》《青年文摘》《青年博览》和《上海电影》画报，许多同学都跑来找我借去阅读并打听那家旧书店的地址。

放寒假回家时，除了半包的川桔和香蕉，剩下的半包则是从旧书店淘来的书籍。回到家，老爸兴冲冲地说：“儿子，你像个算卦的一样，老爸给你打了一架书柜，这下全派上用场了。”在用上第一架书柜的喜庆之余，全家人都围着书柜左瞧右瞅，最后每人捧着几本书高兴地阅读去了。

2010年，毕业十年的我终于住进了单元房，妻子早已吩咐木匠给我打一架书柜，此后家里就多了一个书柜和电脑桌两用的办公桌。没有一两年，书柜摆满了《文化苦旅》《行者无疆》《余光中诗集》《易中天品三国》《时评概述》等书籍。为了满足家人看书的需求，妻子又托人给我和女儿分别打了一架书柜。等新书柜放到我的卧室，我的接班人——家里的“小书虫”就开始不满足自己的书桌，开始在我的地盘上抢占自己的空间了。最终我和女儿约好，各自守好自己的地盘，绝不越雷池半步。

看着女儿开心地笑了，我仿佛又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和改革开放同龄的我，惟愿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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